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他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7人，候补中央委员15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民生保障有效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战胜多种严重自然灾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成功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全会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全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会提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全会提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会强调，在这个时期，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全会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全会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全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在经济建设上，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外交工作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全会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全会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全会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 人民日报 》（ 2021年11月12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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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清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于2024年11月21日在香港病逝，享年87岁。 王俊义教授，1937年1月9日生于河南省封丘县，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并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72年进入新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后，先后担任研究生班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89-1991年任所长。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99年退休。 王俊义教授直接参与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亲身见证了清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他协助学术带头人戴逸教授，思考清史研究所的长远发展，制订清史研究的整体规划。《简明清史》《清史编年》《清代人物传稿》等重要著述的撰写，《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天地会》《清代的矿业》等档案资料的编纂，都是在清史所建所初期，先后开展起来的，王俊义教授或直接参与研究，或协助组织策划，为清史研究所学术品牌的树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开辟研究阵地，他又协助所里组织《清史研究集》《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知识丛书》等，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合办《清史研究通讯》（后改为 《清史研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开展。王俊义教授大力推进清史研究所的对外学术交流，众多海外知名清史学者先后来访或与清史研究所建立学术联系，海外研究生纷纷来所学习进修，清史研究所教师也赴海外访问、讲学、参加会议，学生也有出国深造者，极大地扩大了清史研究所在海外的学术影响。王俊义教授为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不遗余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离开清史研究所后，也一直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发展，201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他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清史研究所。 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俊义文存》等，主编或参与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王俊义教授成果丰硕，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有许多创见，对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清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王俊义教授关心学术发展，积极扶持学术新人。他襟怀坦荡，正直敢言，勇于开展批评争论，为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用心良苦。 王俊义教授自1991年参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长期担任该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2003 年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为清史纂修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黑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第十九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9月2日至4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本次会议由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承办，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各地近百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王永清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朱诚如教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郭万勋分别致辞。故宫博物院共有16名学者参会，分别担任大会组织者、大会主旨报告人、分会场主持、评议人和小组发言人，共投论文13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回顾了自1986年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举办以来的一路历程，对黑龙江大学克服疫情和延期影响成功举办大会致以感谢。朱诚如教授强调，自2019年在云南举办了第十八届清史研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学研究的历史理论不断创新，学术研究水平大幅提高。他对与会专家提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特别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理论，对于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向与会学者提出，要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理论创新、学术探索，不走偏锋、不自大、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严谨治学要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研究馆员致辞表示，清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清史研究也一直是中国断代史研究中相对活跃与多产的一个领域。做好清史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清史研究仍将在国家统一、边疆、民族、宗教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资政的作用。故宫作为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即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与资料。故宫博物院肩负着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和弘扬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使命，为此故宫始终愿意以开放、共享的心态，加强院内外学术交流，营造更加包容的学术环境，与各界研究者一起，从历史规律中把握发展趋势，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文化基因，做好清史研究，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幕式阶段的主旨报告由故宫博物院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研究员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研究馆员和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魏影分别作“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统一问题”“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价值简说”和“清代人口流动与黑龙江流域开发”的发言。闭幕式阶段主旨报告由刘文鹏主持，李治亭、徐凯、李国荣、刘凤云、邹建达、李理和綦岩分别作“清朝‘闭关锁国’论再考察”“明代行人司行人严从简与东北女真史事”“论雍正帝的用人之道”“论‘新满洲’编旗垦田——兼议清朝对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及‘大一统’农耕文明的形成”“云贵总督建置与清代西南边疆治”“清宫纪实性绘画与清史研究”和“清代柳条边驻防城镇与城镇体系”的汇报。研讨会闭幕式由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魏影主持，来自黑龙江大学的姚敏、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黄彦震、故宫博物院的孙召华等青年学者分别汇报各组的讨论情况，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中国史学科带头人周喜峰教授作大会总结报告。朱诚如教授宣布第二十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将于2025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以呼应第一届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本次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适逢盛时，“参加会议学者之多，学术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具有6个特点。第一，筹备时间长、准备充分。上届研讨会于2019年在“春城”昆明举办，本届因2021年疫情延迟。时隔四年，学者们在黑龙江大学周到筹划下相聚在美丽的哈尔滨，倍感亲切。第二，参会学者分布广、数量多。参会学者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70多所国内知名高校、8家文博机构，以及多家科研机构、出版机构等专家学者参会，学者围绕政治史、边疆史、区域史、民族史等内容做了精彩报告，盛况空前，研讨气氛热烈、达到了交流目的。第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特别是青年学者人才辈出。参加会议者既有年近耄耋的知名学者，又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年长学者学养深厚，立论宏远，语重心长；年轻学者学有专长，各抒己见，虚心求教。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学术，清史研究薪火相传。第四，会议论文内容丰富。本次学术研讨会正式提交大会讨论的学术论文176篇、200余万字，围绕清代边疆民族、清代国家治理与政治制度、典藏文物、明清历史人物、清代学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五，文献档案与典藏文物有机结合。历史研究是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次参会的文博机构学者向与会代表展示了结合珍贵的文物图片开展的研究，引发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实现了清史学界与文博学界的良好互动。第六，学术评议，砥砺学习。会议分3个小组共计12场分组研讨，气氛热烈。会议的评议环节，将学者自我阐述、他人评议和大家探讨相结合，会场气氛热烈，收到了良好的交流效果。与会学者对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次学术会议代表着当前清史研究的较高水平，是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会后，大会组织各界学者前往阿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等地进行学术考察。本次研讨会为清史研究者搭建了一个集中交流、探讨的平台，学者在大会上广泛交流学术成果，互通互鉴，共同推进清史研究。主办此次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密切了故宫博物院与学界的联系，也达到了拓宽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理论视野和学术视野的目的。

近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原馆长朱赛虹研究馆员向清史图书馆捐赠图书5种5册：《清代御制诗文篇目通检》《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尽善尽美——殿本精华》《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心清闻妙香——清宫善本写经》。 故宫博物院陆成兰馆员向清史图书馆捐赠图书13种17册：《乾隆帝与盘山》（《巡幸盘山史料》《巡幸盘山史料》《乾隆帝巡幸盘山御制诗

2017年10月24日下午，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飞、副主任顾春、杨伟光，主任助理赵海明，档案图书中心处长穆蕾、项目中心处长李岚等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清史研究所各位专家就加大力度推进清史纂修工作进行座谈。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夏明方，清史研究所基地副主任张永江，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鹏、阚红柳、胡恒，清史研究国际通讯负责人刘贤等专家与清风学社理事会成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刘文鹏教授对崔建飞主任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清史纂修工程自启动以来，清史中心一直与清史所保持着良好合作，希望今后双方能够继续合作，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进步。崔建飞主任对清史所的热情表示感谢，他以三个“格外”概括自己此行的感受——格外有意义，格外感谢，格外亲切。首先，党的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对清史纂修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人民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前不久举行，新修清史送审稿进入最后一年倒计时，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人大清史所学习、求教，把党的十九大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的精神落到实处，感到格外有意义。其次，清史纂修工程自启动以来便得到了清史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以戴逸先生为首的专家团队，为清史纂修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于清史所的支持表示格外感谢。再者，戴逸先生对这次访问座谈活动给予高度肯定，戴老既是清史所的名誉所长，又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清史所和清史中心一直以来都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次前来学习，看到不少长期合作的专家，大家一起为精益求精修好清史切磋琢磨，砥砺奋进，感到格外亲切。顾春副主任等相继发言，他们回顾了清史中心及其前身的发展历程。在新修《清史》送审稿进入关键时期，中心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加大力度搞好清史编纂，需要向国内各兄弟单位学习，而和清史所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人员、资料等方面实现了有效的互通有无，因此希望以后双方能够继续发挥彼此的长处，相互促进，一步一个脚印前进。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强调，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来，双方始终保持了密切合作。清史所对清史纂修工程有着天然的责任与担当，投入了大批力量。希望双方能够找准发展方向，深入推进清史纂修，在资料共享、学术研究等方面继续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夏明方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事清史纂修工程的经历，肯定了清史所和清史中心一直以来“密切友好，资料共享”的合作关系，认为这对于清史纂修与研究起了重要推进作用。张永江教授与胡恒副教授分别就自身参与的清史编纂工作经历和经验作了发言。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对清史所和清史中心的关系用“荣辱与共”加以概括，他表示，自己曾长期参与清史编纂的具体工作，双方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共同发展，今后也应该再接再厉。他认为双方应当继续加强合作，清史所作为全国清史研究领域的一大重镇，应依托清史纂修工程这一平台继续扩大影响，通过精心纂修清史，开发清史资料，将成果服务于社会，联手将清史研究在国内乃至于国际上都推进到新高度。随后大家对新修清史稿件的查遗补漏、避免矛盾重复以及新档案合作补充等问题，充分进行了讨论。最后，崔建飞主任一行向清史所捐赠了新书，并参观了清史文献馆。图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深远历史视野和广阔世界眼光的伟大政党。 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历来倡导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邓小平同志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读史，他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人民日报》2012年7月31日）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在十六届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7月26日）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9月2日）。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更重了，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更高了，而实践反复证明，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越紧迫，对历史经验的借鉴越重要。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更有必要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增强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更有必要把提高历史素养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打好扎实的历史根底。 打好扎实的历史根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理论。中国共产党诞生本身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才实现了从理论准备不足到理论上成熟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我们党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讲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533页）领导革命是这样，领导建设和改革也是这样。理论、历史和实践三者之间，是内在地联系和统一的。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理论的源泉是实践。如果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的奋斗历程，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的历史走向，就无法充分理解我们党的科学理论成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刻内涵，就无法充分理解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就无法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因而也就无法正确运用理论武器去解决现实问题。刘少奇同志说过，“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科学理论的产生，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历史任务相联系的，只有充分理解科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历史发展中被实践检验的过程，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的深刻道理，才能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 打好扎实的历史根底，才能更积极地认识现实。马克思认为，历史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唯一途径，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以往人类历史的充分研究，才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研究，才发现了资本的秘密。恩格斯也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这说明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永远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第一动力。我们党理论工作的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我们必须自觉地坚持和贯彻这个正确方针。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历史的学习。司马光用十七年时间修撰《资治通鉴》，认为历史“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进书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607页）。清代史学家顾炎武，研究历史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研究既重溯源，更重导流，举凡制度、吏治、地理、疆域、经济、风俗、学术、语言，几乎无所不包。他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正是在一次次历史危机、一次次王朝更替、一次次文化流变中，不断战胜困难和风险，不断解决复杂矛盾和问题，从而不断实现历史进步的。中国的特殊国情，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历史的特殊性。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才能更积极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从而才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新特点，作出正确判断；才能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保持清醒头脑；才能对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的困难和新的风险，进行积极应对；才能调动起全党、全民族的伟大力量，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坚毅不拔、奋发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 打好扎实的历史根底，才能更坚定地创造未来。历史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从来都是为了正确地创造未来。党的十八大高瞻远瞩，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说，这“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基于建国以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的科学总结，也是基于170多年来我国历代仁人志士救国救民艰苦历程的科学总结，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然而，面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上有人时而鼓吹中国威胁论，时而又宣扬中国崩溃论。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像我们这样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大国，从世界后列走到世界前列，必然会冲破一些旧东西，必然会带来一些新东西，也必然会遇到一些议论和阻力，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和提高自己、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建设世界强国的高度，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正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大局，正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扎实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目标不动摇，矢志奋斗不懈怠，稳中求进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百折不饶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理想而奋斗，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打好扎实的历史根底，才能更主动地应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现在，我国正处在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时期，正在实现从经济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历史性跨越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这种历史性跨越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党全民族必须有高度的、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高度的、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只有在对本民族历史有深厚感情和深切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我们不能跟着“西方文化中心论”走，“言必称希腊”；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数典忘祖。毛泽东同志1960年12月在会见外宾时，对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曾经有很深刻的论述。他说：“应当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毛泽东同志这些思想，具有长远指导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和灵魂，文化的根脉不断，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会生生不息。丢掉了自己的文化，最终会丧失一切。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只有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才能自觉、自信地应对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才能从容大气地立足于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才能真正实现由经济大国到世界强国的历史跨越。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重视。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竞相欺辱中国，人民惨遭屠戮，割地赔款不断，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巨大苦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清代的遗产是厚重的、丰富的。其间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积累了不少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很多令后人扼腕的历史教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华民族的精神火炬反而愈益放射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灿烂光辉，经过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终于形成燎原之势，开创了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受人欺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郑重对待历史并善于从切身经验学习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强大、真正有希望、真正走得远的民族。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和研究清史，我们编选了这本《读一点清史》。收入本书中的文章，都是在清史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专家所撰写。在篇目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做到涵盖面宽一些，以对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和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一些线索，意在抛砖引玉，引发大家进一步的阅读和思考。

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11种191册） 1．《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影印），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2．《清宫热河档案》（影印），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3．《清宫普宁寺档案》（影印），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普宁寺管理处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4．《清代中南海档案》（影印），3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西苑出版社，2004年4月。 5．《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影印）， 4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6．《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排印）， 3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7.《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部分·中文部分）》（影印），16册，澳门基金会、葡萄牙外交部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 8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影印， 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9 .《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影印），22册，大连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月。 1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影印），16册，四川省档案局（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月 11.《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排印），24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岳麓书社，2011年11月 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37种1681册） 1．《恽毓鼎澄斋日记》（排印），2册，120万字，[清]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2．《越缦堂日记》（影印），18册，[清]李慈铭著，广陵书社，2004年4月。 3．《陈宝箴集》（排印），3册，200万字，汪叔子、张求会编，中华书局，2004年5-2005年6月。 4.《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影印），2册，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5．《薛福成日记》（排印），2册，140万字，蔡少卿、江世荣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6．《新编汪中集》（排印），1册，50万字，[清]汪中著，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2005年3月。 7．《黄遵宪全集》（排印），2册，160万字，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4月。 8．《清代蒙藏回部典彙》（影印），75册，吴燕绍纂，中华书局，2005年5月。 9．《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影印），131册，戴逸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 10．《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排印），1册，24万字，[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 11．《翁同龢集》（排印），2册，90万字，谢俊美编，中华书局，2005年7月。 12．《宝应刘氏集》（排印），1册，80万字，[清]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著，张连生、秦跃宇点校，广陵书社，2006年6月。 13．《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排印），8册，510万字，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14．《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影印），101册，来新夏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12月。 15．《近世人物志》（影印），1册，金梁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4月。 16．《清代稿钞本》（影印），50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17．《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排印），1册，100万字，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广陵书社，2007年8月。 18．《康有为全集》（排印），12册，800万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19．《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排印），2册，220万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档案馆合编，巴蜀书社，2007年11月。 20． 《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影印），11册，江庆柏主编，广陵书社，2007年12月。 21． 《李鸿章全集》（排印），39册，2800万字，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 22.《于成龙集》（排印），1册，50万字，李志安主编，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8年6月。 23．《张之洞全集》（排印），12册，1200万字，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11月。 24．《清代缙绅录集成》（影印），95册，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 25.《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排印），23册，220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26．《续编清代稿钞本》（影印），50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27.《赵凤昌藏札》（影印），10册，李小文、唱春莲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10月。 28.《中国荒政书集成》（排印），12册，1300万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 29.《清代诗文集丛刊》（影印），801册，纪宝成、何芳川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30.《慎宜轩日记》（排印），上、下册，225.6万字，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黄山书社，2010年11月。 31.《三编清代稿抄本》（影印），50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 32. 《丁日昌集》（排印）上、下册，赵春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12月 33.《祁寯藻集》（排印），3册，270万字，[清]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编委会编，三晋出版社，2011年2月。 34.《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影印），145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虞和平主编，大象出版社，2011年12月 35．《夏曾佑集》（排印），上、下册，杨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36.《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排印），8册，路遥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 37.《杨宾集》（排印），1册，（清）杨宾著，柯愈春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 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28种31册） 1．《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排印），2册，110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2．《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排印），1册，28万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著，巴蜀书社，2004年4月。 3．《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排印），1册，50万字，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4．《清人笔记随录》（排印），1册，50万字，来新夏著，中华书局，2005年1月。 5．《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排印），1册，28万字，赵珍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6．《清代民间婚书研究》（排印），1册，23万字，郭松义、定宜庄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7．《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排印），1册，42万字，夏春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8．《李定国纪年》（排印），1册，27万字，郭影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9．《伍廷芳评传》（排印），1册，45万字，丁贤俊、喻作凤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10．《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排印），1册，46万字，罗检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11．《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排印），1册，50万字，朱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12．《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排印），蔡家艺著，1册，32万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13．《清代理学史》（排印），3册，108万字，龚书铎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14．《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排印），1册，31万字，刘兰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15．《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排印），1册，40万字，杜家骥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16．《清代北京旗人社会》（排印），1册，89万字，刘小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 17.《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排印），1册，25万字，陈捷先著，中华书局，2008年12月。 18.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排印），1册，62.4万字，王开玺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19．《<清史稿·乐志>研究》（排印），1册，39万字，陈万鼐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20．《戊戌时期康有为议会思想研究》（排印），1册，24.5万字，[韩]李春馥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21.《清代辑佚研究》（排印），1册，41.5万字，喻春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6月。 22.《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排印），1册，25.4万字，吴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23.《清朝京控制度研究》（排印），1册，40.1万字，李典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月。 24.《外债与晚清政局》（排印），1册，32.5万字，马金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 25.《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排印），1册，43万字，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中心、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 26.《清诗考证》（排印），上、下册，110万字，朱则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5月。 27.《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特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排印），1册，38.5万字，M·乌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 28.《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管理为中心》（排印），1册，42.8万字，王巨新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 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52种98册） 1．《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排印），1册，33万字，[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6月。 2．《中国新史》（排印），1册，20万字，[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 3．《清初扬州文化》（排印），1册，22万字，[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4．《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排印），2册，77万字，倪瑞英等译，汪寿松等编校，刘海岩总校订，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 5．《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排印），1册，27万字，[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6．《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排印），1册，52万字，[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7．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排印），1册，15万字，[英]赫德著，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8.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排印），1册，30万字，[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排印），1册，40万字，[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10．《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排印），1册，41万字，[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大象出版社，2006年4月。 11．《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排印），1册，22万字，[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12．《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排印），1册，52万字，[比]高华士著，赵殿红译，刘益民审校，大象出版社，2007年3月。 13．《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排印），1册，20万字，[日]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王晓秋审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14．《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排印），1册，66万字，[日]佐藤公彦著，宋军、彭曦、何慈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 15．《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排印），1册，28万字，[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陈开科审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16．《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70-1906）》（影印），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17.《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排印），1册，36万字，[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 18．《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排印），1册，53万字，[瑞典]托米?本特森、[美]康文林、[美]李中清著，李霞、李恭忠译，李恭忠校，史建云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 19．《扬子江上的美国人》（排印），1册，22万字，[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 20．《中国十八省府》（排印），1册，29万字，[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沈弘、郝田虎、姜文涛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3月。 21.《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排印），1册，43.8万字，[美]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马钊、萧致治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 22．《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排印），1册，44万，[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徐昌翰审校，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 23．《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排印），1册，26.9万字，[美]步德茂著，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张世明、[美]步德茂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 24．《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排印），1册，28万字，[日]森田明著，雷国山译，叶琳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9月。 25．《中国丛报》（影印），21册，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26．《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排印），1册，15万字，[美]王业键著，高风等译，高王凌、黄莹珏审校，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27.《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排印），1册，24.2万字，[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 张西平审校，大象出版社 ， 2009 年 1 月 28.《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排印），1册，23.7万字，[德]柯兰霓著，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审校， 大象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29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排印），1册， 19万字，[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 陈志雄、郭强、古伟瀛、刘益民审校，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 2009 年 2 月 30.《清代宫廷社会史》（排印），1册，42.4万字，[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雷颐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31.《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排印），1册，22.4万字，[ 美 ] 孟泽思著，赵珍译，曹荣湘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32. 《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排印），1册，63.4万字，[美]穆素洁著，叶篱译，林燊禄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33.《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排印），上、下卷，66.9万字，【美】司徒琳主编，赵世 玲等 译，赵世瑜、杜正贞审校。三联书店，2009年12月。 34.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排印），1册，43.6万字，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 尊译，苑洁审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 35.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排印），1册，43.1万字，【日】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胡连 成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 36. 《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排印），（上下册），70.7万字，【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王 晓秋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 37.《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排印），1册，27.5万字， [美]李榭熙著， 雷春芳译，[美]周翠珊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 38.《俄中商贸关系史述》（排印），1册，26.3万字， [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阎国栋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 39.《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排印），1册，15.4万字， [俄]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 亚斯尼科夫著，黄玫译，米镇波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 40.《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排印），1册，39万字，[美]路康乐 著，王琴、刘润堂译，李恭忠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41.《儒学与近代中国》（排印），1册，18万字，[英]庄士敦著，潘崇、崔萌译，李宪堂审校，天津人 民出版社， 2010年11月。 42.《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排印）1册，26万字，［俄］特鲁谢维奇著，徐东辉、谭萍译，陈开科审校，岳麓书社，2010年12月 43.《帝王之都——热河》（排印），1册，26万字，［瑞典］斯文·赫定（S·Hedin）著，赵清译，杨迟审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4月 44.《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排印），1册，24.9万字，［日］山田贤著，曲建文译，卿学民、刘景文审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4月 45.《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排印），1册，18万字，［日］井上裕正著，钱杭译，常建华审校，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46. 《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排印），1册，29万字，［日］古桥秀雄编，杨宁一、陈涛译，张永江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6月 47.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排印），1册，29.1万字，［美］范发迪著，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48.《俄罗斯汉学史》（排印），1册，51.7万字，［俄］∏.E.斯卡奇科夫著, ［俄］B.C.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白春仁外文校订,汤开建中文校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 49.《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排印），1册，44.3万字，［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范金民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 50.《清代社会经济史》（排印），1册，11万字，［日］山本进著，李继锋、李天逸译，雷国山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1月 51.《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排印），1册，31.4万字，［美］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著，马睿译，郑须弥审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月 52.《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排印），1册，［德］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著，赵兴胜等译，郭大松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5月 五、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丛刊（10种10册） 1.《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券证遗珍——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图录》（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3．《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4．《盛京风物——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代历史图片集》（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5．《“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6．《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图像选》（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7．《旧粤百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晚清画报选辑》（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8．《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籍中的清代建筑图像》（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9．《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0.《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图文），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具书丛刊（1种1册） 1.《清代典章制度辞典》（排印）,1册，188.1万字，朱金甫、张书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论著目录系列（2种2册） 1．《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排印），1册，61万字，周惠民主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2．《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排印），1册，55万字，马钊主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八、《清史译丛》（10种10册） 1．《清史译丛》（第一辑）（排印），1册，22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2．《清史译丛》（第二辑）（排印），1册，37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3．《清史译丛》（第三辑）（排印），1册，27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4．《清史译丛》（第四辑）（排印），1册，28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5．《清史译丛》（第五辑）（排印），1册，26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6．《清史译丛》（第六辑）（排印），1册，26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7．《清史译丛》（第七辑）（排印），1册，27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8.《清史译丛》（第八辑）（排印），1册，26.6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9.《清史译丛》（第九辑）（排印），1册，32.5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10.《清史译丛》（第十辑）（排印），1册，27.6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齐鲁书社，2011年4月 九、其他（4种5册） 1．《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四：汉冶萍公司（三）》（排印），1册，100万字，陈旭麓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 2．《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排印），1册，60万字，谢承仁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3．《清史论集》（排印），2册，128万字，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4.《<翁同龢日记>勘误录》排印，1册，50万字，仲伟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生活之树长青。 理论是灰色的。 那么历史呢？ 历史是生活之树在理论之光照耀下积累的果实。 这果实是五光十色的。 五光十色的历史充满了魅力。 历史的魅力，是信仰的魅力 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常人很少遭遇的逆境中，之所以能做出杰出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生活的信仰、事业的信仰、献身理想的信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蒙受腐刑，遭到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出于信仰的勇于担当精神，是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的。 伟大诗人屈原，是楚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后来遭奸佞陷害，以身殉节。他说：“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长流而葬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huò，温蠖意为昏愦）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信仰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长存天地之间。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法国文艺理论家圣·艾弗蒙说:“在悲剧中，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通过这种温情的赞赏，我们感到心智的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得到深深的感动。”屈原的自杀是个悲剧，但又超越了悲剧，因为他的生命最终化作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灵魂。 西晋的北伐名将祖逖，极富个人魅力，他的事迹产生了“闻鸡起舞”与“击楫中流”两个成语。祖逖青年时代“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常常“散谷帛以赐贫乏”，他曾和好友刘琨“俱为司州主薄”，“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之所以能够如此发愤习武，就在于他早有报效国家的伟大抱负。后来，他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率军渡江北进。船行江中，极目滚滚东去的大江，他慷慨激昂，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现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被俘后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在大都土牢恶劣的环境中，他又写出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最终，文天祥从容徇道，留下遗言:“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用生命诠释了他忠于国家的高尚气节。 明代的于谦少年时写出了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正是后来他一生的写照。他居官清正廉洁，从不趋炎附势。宦官王振专权时，于谦晋京,不带任何礼品, 给后人留下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lǘ yán，指民间）话短长”的佳话。于谦率领军民英勇保卫京师，立下大功,却仍住在仅可“蔽风雨”的房子。景帝要赐府第,他以“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受。他“食不重味, 衣不重裘”，“而廉清方正, 一钱不私”，被害前，“籍其家，无长物, 唯上赐盔甲袍带”而已。后来林则徐读史至此，曾发出“何处更得此人”的感叹。 戊戌志士谭嗣同，是为信仰而牺牲的典范。变法失败时,他本可以逃离险境，但他视死如归，拒绝出走,昂然宣告:“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充分展现了他为信仰而献身的伟大人格。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感人事迹,至今仍然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历史的魅力，是思想的魅力 读史，不但可以使人受到信仰的鼓舞，而且可以使人受到思想的启迪。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也营造出自己的精神家园。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思想的进步史。思想武装头脑，使之清醒和勇武；思想滋养心灵，使之深刻和宏富。 正如哲人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宗师巨匠，透过繁复芜杂、光怪陆离的社会表象，直抵沉潜其中的事物本质。他们那如炬的哲思洞照幽暗的历史夜空，引导着人类前行的脚步。 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古代东方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作为儒学的奠基人和佛教的创立者，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影响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其思想精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贾谊是汉初的杰出思想家，写有《过秦论》和《治安策》，提出了“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董仲舒是儒学大家。《汉书》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武帝即位后,下诏各地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一方面肯定“君权神授”，强调树立绝对权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又要求“人君法天”，“君权天制”。对于约束君权、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盐铁论》，是西汉中期经济思想的结晶。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理财家桑弘羊主持、数十位“贤良文学”（汉代选拔的贤士）参与的盐铁会议召开，宣帝时，桓宽集与会者所论，增广条目，而成是书。其中盐铁关系国计民生、应由中央政府专卖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盐铁会议上的争辩，是一场颇有深度的社会经济理论探讨。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历史知识作为立论依据，并将各个时代进行类比，有古今对比，周秦之比，还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之比，汉文帝与汉武帝之比等等，充分反映了历史经验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盐铁论》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著作，闪烁着古人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以得风气之先的敏锐目光，认识到清朝统治“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深刻洞察到社会潜藏着的严重危机。在《己亥杂诗》中，他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yīn，同“喑”，不说话）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社会批判思想，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魏源是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中国思想家，他撰写的《海国图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梁启超认为《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魏源选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反映了清代学者“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求治的愿望。尤其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等学习西方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思想则是渗透其中的一脉清泉，它浇灌历史，滋润人心，从古代流到今天，又从今天流向未来。 历史的魅力，是道德的魅力 《周易》中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说明早在上古,中华民族就十分重视通过学习前辈贤者的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的道德。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不仅在事业上锲而不舍，奋力拼搏，在各个领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在精神世界中树起了一座座道德丰碑。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道德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这是医德;孔子“诲人不倦”，这是师德；刘知几“善恶必书”，这是史德。通过读史,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就是历史道德的魅力所在。 在二十四史中，十史有《酷吏传》，十九史有《循吏传》。酷吏虽有杀伐过度之嫌，但在某些人身上仍不乏廉洁奉公和刚直不阿的品质。如西汉的郅（zhì）都、严延年，武周时的傅游艺、郭霸，唐玄宗时的王旭、毛若虚等人，都属此种情况。循吏是“本法循理之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励精图治、忠于职守。写酷吏、写循吏，都是为了以史为鉴，警示教育后人。 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上用人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德才兼备的圣人、德才俱无的愚人、德胜过才的君子、才胜过德的小人”的“取人四分法”。在《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卷“周纪一”的“三家分晋”中，记述了智伯虽才能过人，但因心胸狭窄、刻薄寡恩而终遭灭族之事。司马光精辟地论述了德才关系，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德才兼备的楷模。东汉张衡，曾任河间王宰相,《后汉书》记载：“时国王骄奢, 不遵典宪, 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 治威严, 整法度, 阴知奸党名姓, 一时收禽,上下肃然, 称为政理。”张衡认为，道德和智慧，比地位和俸禄更重要。他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huǒ，多），而耻智之不博。”张衡“约己博艺, 无坚不钻”的精神和不媚权贵、淡泊宁静的品质, 同他的科学成就一样，受到人民世代景仰。 林则徐一生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座右铭。1830年（道光十年），他出任湖北布政使，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说明船钱和伙食均自行负责，“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8年，他任钦差大臣禁烟，发出《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要求：“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他在广州的《关防告示》要求：“所买物件，概照民间市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他的清廉节操，连他鸦片战争时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殖民者义律在一部回忆录里说：“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对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 曾国藩曾写信给曾国荃说：“闻林公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曾国藩在个人操守上坚持以林则徐为榜样。他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注重道德教化，也是西方史学的传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非道义表现就颇有微辞。他用浓重的笔墨描述了私欲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社会的蜕变和一幕幕屠城场景,以至有“人性普遍堕落”的感叹。古罗马史家特别强调历史在道德方面的垂训作用。李维在《建城以来史》中，请读者首先关注道德问题。他说：“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道德作为政治的辅助力量，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对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分重视。 历史的魅力，是智慧的魅力 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汲取历史智慧的过程。历史智慧既可以通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同时又以人类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历史是无情的，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历史又是无私的，因为随着历史的进步，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历史智慧。 历代史书都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使后来人能从多方面汲取经验教训。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唐代的《贞观政要》、宋代的《资治通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所谓“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就是这个道理。 刘邦的成功，源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用人智慧。他临终前, 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 ”曰:“曹参可。”问其次, 曰:“王陵可, 然陵少戆（zhuànɡ，不知变通），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 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 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事实证明， 刘邦的这些评价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称刘邦为“大圣”，这不是谀词，而是有大量史实作支撑的。他以轻灵的笔调记载了刘邦以弱胜强的伟业, 展现了这位“起微细, 拨乱世反之正, 平定天下”的开国皇帝的雄才大略。 汉初政治家陈平，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其同僚韩信、萧何、张良虽被刘邦称为“人杰”，但韩信遭谤，死于钟室；萧何受谗，械于牢狱；张良惧祸，托言闲游，功止于刘邦之时。而陈平却能自安于汉初莫测的政治漩涡，辅惠帝，安高后，全社稷，佐文帝，身名俱全，足见他智慧之高。太史公赞陈平曰：“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智谋孰能当此者乎？”《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有一次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问左丞相陈平。平曰:“有主者。”问:“主者谓谁？”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乃称善。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智慧的化身。陈寿在《三国志》中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的生平事迹，政治才能最为突出, 处理外交、民族、经济、军事以及战争后勤等政务井然有序、效果显著，使三国中最为弱小的蜀汉，出现了政通人和的局面。 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历史智慧的伟大政治家。他曾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高度重视，批示印发全党学习。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52 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这成为他最喜欢读的史书。他说:“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后汉书·袁安传》载，汉章帝容许大臣在朝堂争论国家大事。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批了四个字:“可以争论。”他认为，该书《黄琼传》中“峣峣（yáo，形容性格刚直）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令人警醒，于是批示其他领导同志阅读。为了引导高级干部读书学习，毛泽东特别推崇东吴吕蒙的故事，倡导他们读《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为了提倡工作中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他推荐大家读《三国志·郭嘉传》。他在《南史·梁高祖本纪》里作了许多批注，对萧衍的军事政治才能给予充分肯定。但梁武帝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对直谏的忠言加以反驳。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他在《贺琛传》批注中又批评梁武帝:“小人日进, 良佐自远, 以至灭亡, 不亦宜乎。”《南史·韦睿传》称:“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毛泽东留下的大量读史笔记，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思考。 历史的魅力，是创新的魅力 创新是一切国家和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切历史的灵魂和精髓。人类社会，一步步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对社会生产的指导作用和主导作用日益明显。人类开辟新的技术领域，建立新型的工业部门，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的面貌。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技术成果，大多源于科学上的创新。创新改变了人和人类社会。 创新离不开积累。古希腊人通过总结思维规律创立了形式逻辑，为人类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方法。近代几乎每一个重大科学发现都有着历史的传承: 哥白尼阅读了大量古希腊学者的科学著作，受到其中地球运动思想的启发，从而向统治千年的地心说发起挑战，提出日心说，勇敢地吹响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号角。牛顿继承和发展了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机械论思想，提出力的正确概念，最终建立起经典力学体系。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受到了英国哲学家休谟、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怀疑经验论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理性论的影响。 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二十年如一日进行天文观测和记录。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记录的全部资料给了助手开普勒，嘱托他把这些成果整理发表。面对这些宝贵资料，开普勒决心用第谷记录的数据揭示天体运行的秘密。他依靠严谨的态度、坚韧的毅力和超群的数学才华，从研究火星轨道着手，又经过十八年艰苦努力，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得以诞生。开普勒被后人称为“天空的立法者”，同样，我们对第谷的功绩也怀有深深的敬意。正如华罗庚所说：“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通过历史资料来研究气候变迁的方法是竺可桢开创的。他说：“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依靠这种对历史资料的独特认识，竺可桢研究了半个世纪，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 新星在射电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研究上有重大意义。我国古代天象记录开始早，年代连续，记录丰富而准确。已故的席泽宗院士参考了大量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的观测资料，编制了古新星新表，较原来的伦德玛克表准确而完整，在国际天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创新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引。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每一个科学发现，都是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千百次的实验而最终获得的；每一个科学结论，都渗透着人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真理的热爱，以及捍卫真理的勇气。任何科学探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对人类的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史所积淀的科学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东汉的王充是唯物主义科学家和思想家，《论衡》是他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针对当时流传的“天人感应”思想，他认为天地都是无意志的物质，“夫天者，体也，与地同”。有一桩春秋时代的轶事说，晋国梁山崩，堵塞黄河，景公大为惊慌，率群臣临河哭祭三天，河水才复流。这似乎很神奇，王充看清了其中的科学道理，说:“山初崩，土积聚，水未盛，三日之后，水盛土散，稍坏沮矣。坏沮水流，竟注东去。”山崩的土石阻塞河流，水位逐渐增高，三日后冲决积土，恢复正常，这是自然现象，和哭祭无关。对于潮汐的成因，当时迷信的说法是伍子胥因怀恨吴王而“驱水为涛”。王充认识到潮汐与月球的关系，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他还指出海浪大小与海岸线形状的关系:“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并且幽默地反问：如果伍子胥能驱海水为涛，为什么屈原不能驱江水为涛呢？还有，直觉都认为“雨从天下”。王充经过细致的观察，指出，“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如实论之：雨从地上，不从天下，见雨从上集，则谓从天下矣，其实地上也。”他对雨成因的认识已相当接近现代观点，他还指出，“夏日则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而为雪”。雨雪的本质是一样的，他已经注意到物态变化与温度的关系。实践证明，王充的很多认识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的学说对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也需要精神情操的支撑。循着科学家的足迹，领略他们创新的精神世界，是件魅力非凡的事。科学家，特别是杰出科学家，他们大多保持着令人景仰的高尚品德。近代科学的开创者牛顿曾说:“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像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一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贝壳，就这样使自己娱乐消遣；而与此同时，真理的汪洋大海在我眼前未被认识，未被发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不但开创了立体化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其“巴斯德灭菌法”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但他在临终却谦逊地说:“我虚度了一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综上所述，历史的魅力，是信仰的魅力、思想的魅力、道德的魅力、智慧的魅力、创新的魅力，但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魅力。 读史，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有助于把握现在和开辟未来。读史，从本质上说，就是读文化，就是在进入某种文化氛围，思索某种文化现象，获得某种文化启迪。读史，可以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一个生机强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不断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善于创造新的历史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勇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民族。大量事实说明，历史文化如同一道奔腾入海的洪流,离开源头越远,就越是汹涌澎湃。我们要努力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世界的发展趋势,让历史的魅力，在中华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展现新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为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重视学习中国历史的指示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史学界专家学者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近日出版。江泽民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撰写了题为“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序言。江泽民在序言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江泽民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今天的中国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包含着治国安邦的深刻道理，也揭示了今天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要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我们不仅应该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还应该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多读读中华民族发展史，可以使我们加深民族感情、增强民族自信心，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江泽民指出，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国各族人民经历的种种苦难曲折，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都是激励我们为祖国、为民族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要真正形成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切之爱、理性之爱，必须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不断丰富历史知识。 江泽民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历史，把提高历史素养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多读一点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史，汲取经验，陶冶情操，开阔眼界，以利于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而且要学习世界历史，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同时，我们还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特别是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和进行的伟大奋斗，让国外民众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帮助他们从历史角度来客观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该书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浅出叙说上自远古人类与文明起源、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中国历史，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了一本中国历史的普及型读物。 （资料来源：《 光明日报 》2012年07月31日 01 版）

为清史纂修审改工作服务，中华文史网将整理、录入的《清史列传》（可检索版）二十册，陆续上网发布，敬请关注。 第一册（卷一至卷四） 第二册（卷五至卷八） 第三册（卷九至卷十二） 第四册（卷十三至卷十六） 第五册（卷十七至卷二十） 第六册（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 第七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 第八册（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第九册（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 第十册（卷三十七至卷四十） 第十一册（卷四十一至卷四十四） 第十二册（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八） 第十四册（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七） 第十六册（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四）陆续更新中，敬请期待！

著名历史学家，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资深专家王思治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3月13日14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王思治于1929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自贡。1953年考入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后留校任教。王思治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1999年8月退休。2005年9月，荣获首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曾先后兼任《教学与研究》副主编，“东方史学文库”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明清论丛》编委，《清史研究丛书》常务副主编等。? 王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清史论稿》、《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王思治自选集》、《康熙大帝》和《康熙事典》（合著）。主撰《清代通史·康熙朝》，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等,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五卷中国部分（本卷主编为英国剑桥大学彼德·伯克教授）。此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王先生还非常重视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避暑山庄百年史”。? 王思治先生曾较早关注清前期历史地位评价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学者之一。王先生主张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历史，并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说明明清之际的历史。他认为清王朝在结束分裂、加强国家统一等问题上所做出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为多数清史学者的共识。此外，在清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皇位继承制度、宗族制度、明清战争、承德避暑山庄、国家统一问题、明清文字狱、乾隆后期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清代中俄关系、两淮盐商的盛衰、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重要问题上，王思治先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讨论，建树颇丰。? 王思治先生一直积极投身于我国的清史纂修工作。作为一名资深清史专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与戴逸先生曾一起积极呼吁启动清史纂修，同时在学术上为清史纂修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自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他又积极参加清史编纂的各项学术工作，先后任传记组、编审组专家，《研究丛刊》编委，在清史编纂的学术设计与组织、撰稿、稿件评审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王思治先生为人谦和、品格高尚、治学严谨，在历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逝世，是清史学界和清史纂修工程的一大损失。我们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王思治先生永垂不朽！?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秘书组、编审组? ????????????????????????????????????????????????????????????????????????????????????????????? 2012年3月15日?

档案图书中心于2012年2月21日下午、22日上午在档案库房分别召开主体、基辅组和其他各部门2011年度档案收集整理现场工作会议，各部门分管档案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档案图书中心的穆蕾同志介绍了截至目前档案整理著录情况和今年档案工作重点，提出档案收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年档案收集的范围、整理要求。同时指出，照片档案是清史工程档案的一部分，通过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史纂修过程，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尽可能地把照片档案收集完整。

2月15日，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洪峰专程到清史档案图书中心视察，听取工作汇报并考察档案库建设情况。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清史办主任卜键，清史办副主任马小林等陪同视察。 李洪峰同志视察后指出，过去一年来，档案图书中心在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清史工程全体专家和工作人员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戴逸先生对档案建设十分支持，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十余册修史笔记以及大量手稿交给档案图书中心保管，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全体修史人员认真学习。 李洪峰同志还强调，档案工作在修史过程中意义重大，是重要的基本建设和长远建设工作。以北洋政府纂修《清史稿》和台湾当局纂修《新清史》为例，前者为人诟病和后者延宕难成，原因之一就是档案和人才资源没有接续下来，成为了半截子工程。此次清史纂修，要充分发挥档案工作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承前，就是要承接前十年工作；启后，则是因为后人还要接着做。下一步，要突出做好学术成果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同时，找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查找、补充遗漏的重要档案，力求反映清史纂修的全部过程和整体面貌，做到“纵向了解全过程、横向了解全貌”。 档案工作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工作内容和范围都要有所延伸。一是建设清史纂修人才档案。既要收集参与清史纂修人员的基本资料和文章、著作，也要包括没有进入编纂队伍的优秀专家学者；既要收集国内的，也要包括亚洲、欧美乃至世界各地的清史专家。二是建设清史纂修资料档案。我们今天修史，如果不能在资料挖掘、利用和占有上超越前人，新修《清史》的“超越”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必要时要对存世的清史档案文献进行一次普查，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本着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原则，把档案图书中心建设成最权威的查找清史资料的机构。 视察中，清史档案图书中心负责同志介绍了档案建设工作基本情况。根据李洪峰同志2011年初提出的档案库建设要求，清史工程在原档案组和图书资料中心基础上组建了档案图书中心，专门负责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一年来，档案图书中心制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项目档案和行政档案分类整理体系，明确档案收集和整理流程，形成了初步可供检索的档案目录。档案库建设初见成效，为进一步做好档案整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资料来源：本文由清史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