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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漫谈
康熙皇帝景陵
康熙皇帝，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皇帝之一。因其在位时间最长，生前在位期间取得一系列卓著的历史功绩，晚年的九子夺嫡和死亡谜团，以及当代影视剧的宣传，成为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之一。本篇文章内容将给大家详细科普康熙皇帝百年之后的归宿之地—清东陵景陵 康熙景陵建筑平面示意图 清景陵，清朝入关后在关内建造的第二座帝陵，也是清东陵内的第二座帝陵，同时也是康熙皇帝的帝陵。景陵的建筑格局和丧葬制度对后世清帝陵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景陵始建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十，康熙二十年完工。景陵地宫内葬六人：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钮钴禄氏、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等六人。 康熙帝崩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元年九月初一葬景陵地宫。 孝诚仁皇后崩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四，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葬景陵地宫。（废太子胤?生母） 孝昭仁皇后崩于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葬景陵地宫 孝懿仁皇后崩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十，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景陵地宫。（雍正帝养母） 孝恭仁皇后崩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同年八月十八日葬景陵地宫。（雍正帝生母） 敬敏皇贵妃，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薨，同年十月葬景陵妃园寝。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追封皇贵妃，迁葬景陵地宫。（怡贤亲王胤祥生母）康熙朝服像（康熙戎装像）（康熙读书像）（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钮钴禄氏）（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康熙景陵位于遵化州西北七十里昌瑞山孝东陵之东稍南二里许。景陵以象山为朝山，其陵寝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拱桥、望柱、石像生、下马碑、神厨库、牌楼门、神道碑亭、二柱门、台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五门六柱十一楼石牌坊）（景陵神道） 清代在康熙朝之前，清朝皇帝都是死后建造帝陵，即使是生前选定好陵址也并未建造帝陵。但在康熙朝开始，清代皇帝便开始生前建造皇陵，这一传统源于康熙朝。康熙皇帝生前修建皇陵的原因是因为在康熙十三年五月初四，康熙帝的原配皇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因难产而崩。作为一国之母和康熙皇帝的原配妻子，赫舍里氏的去世让康熙皇帝打破生前不建陵的祖制，决定建造帝陵。由于康熙帝的父亲—顺治皇帝葬在清东陵孝陵。遵照“子随父葬”的传统做法，康熙帝决定将帝陵建造在孝陵附近。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去世后不久，康熙帝命相度大臣在孝陵附近选定陵址，并于康熙十四年十月亲自到堪舆的万年吉地查看，见吉地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山势地理非常适合做万年吉地，因此非常满意，于是下诏正式确定为万年吉地并建造帝陵。 （景陵石像生） 景陵历时五年建造而成，在入葬康熙帝、孝诚仁、孝昭仁、孝懿仁、孝恭仁皇后及敬敏皇贵妃后，封闭地宫。景陵陵名由雍正皇帝在拟定的六个陵名中用指血圈定。景陵之前先后被称为：仁孝皇后陵、仁孝，孝昭皇后陵、仁孝，孝昭，孝懿皇后陵。景陵的这种命名方式也是清朝唯一由嗣皇帝用指血圈定，景陵的满语译音是：安巴灵武蒙安。（景陵神道碑亭） 景陵在之后的光阴里发生过三次火灾。第一次火灾发生在道光十二年，景陵西朝房南次间后檐发生火灾，系人为。第二次火灾发生在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景陵隆恩殿全部被烧毁，后重新修建。火灾原因不知，猜测人为。第三次火灾在1952年，由于当时天降大雨，雷山电鸣，被雷击击中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引起大火。这场自然灾害彻底烧毁圣德神功碑亭。在2001年，修复圣德神功碑亭的两统石碑。2004年，在圣德神功碑亭举行修复开工大典。（景陵隆恩殿）（景陵石五供，方城明楼）（景陵康熙皇帝谥号神道碑）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宣告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清东陵作为清皇室祖陵属于私人财产，受到民国政府保护。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局势动荡不安，清东陵景陵经历两次大规模盗掘帝陵行为。（景陵双妃陵） 第一次是1928年7月举世震惊的孙殿英部盗掘清东陵事件。当时孙殿英在盗掘乾隆裕陵，慈禧定东陵时，曾派人盗挖景陵，但由于在盗挖景陵地宫过程中，因为没有挖开景陵地宫，而且地下冒出大水无非进行盗掘被迫终止盗陵行为。事后在景陵陵寝门发现孙殿英部军长柴云升、旅长韩大保名片各一张。1928年的第一次盗陵行为失败让景陵成功逃脱一劫。 第二次盗陵行为发生在1945年12月22日。以土匪田绍义为首的盗陵团伙成功盗掘景陵，在盗陵过程中，土匪打开康熙棺椁时被棺内喷出的大火烧伤，棺内喷火原因不详。在此盗陵过程中，康熙等六人尸骨因土匪盗取棺内陪葬品而被抛尸在地宫积水内。盗陵事件事发后，党和政府调拨军队抓捕盗陵份子，在1946年2月1日枪毙6个盗陵主犯，以示惩处和打击盗陵风气的决心。 1952年，新中国成立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当时由于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发生雷击焚毁事件，文物保管所决定对景陵圣德神功碑亭进行调查，同时派人潜入地宫进行勘查，但由于景陵自1945年被盗后，地宫大门未被关闭，每逢暴雨时节，地宫积水涨满，勘查人员因地宫内积水严重无法进行勘查而被迫退出地宫，地宫入口被封闭。时至今日，景陵地宫内依旧是积水涨满，康熙与其后妃尸骨仍旧浸泡其中。但景陵地面建筑一边修复一边对外开放，同时也有不少人向国家建议清理景陵地宫，以便让康熙皇帝与其后妃尸骨和残存文物因为浸泡积水而遭到损毁。但这一建议未到国家回复，也可能与周总理定下的不主动发掘帝陵国策有所关系。（景陵三重琉璃门） 景陵小知识 一：景陵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个提倡土葬，废弃火葬的清代皇陵。二：景陵是清代皇陵第一个开创了皇后先于皇帝死后先葬地宫，地宫门不关，用木门关闭，等待皇帝的制度。三：景陵是清代皇陵第一个开创了皇贵妃入葬帝陵地宫的制度。四：景陵共栽植仪树二万九千五百株。五：景陵清帝陵中是第一个在神功圣德碑亭内竖起两统石碑的帝陵。六：景陵石像生由孙子乾隆皇帝增补修建。七：景陵开启了由嗣皇帝亲笔书写帝、后陵碑、匾上的文字。（圣德神功碑文除外）八：景陵禁止并废除皇太极，顺治时期的活人殉葬。九：景陵陵名是唯一由嗣皇帝刺破手指以血圈定陵名的清代帝陵。
2019-02-20
清宫剧中清宫苑
01延禧宫 ▲ 延禧宫外观。摄影/刘顺儿妞 真实的延禧宫，先烂尾，后轰炸...... 在宫中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燕郊一样。至于《延禧攻略》魏璎珞的原型，据考，是清代乾隆皇帝的令妃、嘉庆帝生母魏佳氏，后被追封为“孝仪纯皇后”，这个level根本不会住在延禧宫！ ▲ 真实的延禧宫内景。延禧宫总是起火，就建了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底部可以蓄水养鱼。进入建筑内部，可以看见水池里的鱼，相当于当时的水族馆了。院内很小，红墙的颜色映在白色建筑上。 ▲ 据传曾有多位被废的后宫娘娘在此居住，所以被视为“冷宫”，由此可见该宫不受皇帝待见，皇后和受宠的妃嫔一般不会在这里居住。 ▲ 除了多次起火修缮，还因为国库空虚而被迫停建。 02承乾宫 春天一定要来承乾宫走一走，一束胜雪的梨花会让你联想到居住在这的美人们。《延禧攻略》中娴妃是否住在承乾宫，一直有些争议。正史中，很多关于娴妃的记录都被删去了。此宫在清代为后妃所居。清顺治帝孝献皇后董鄂氏，道光帝孝全成皇后、琳贵妃、佳贵人（佳贵妃）、咸丰帝云嫔、婉贵人都曾在此居住。《甄嬛传》中甄嬛也曾被安排住进这。 ▲ 承乾宫左侧门口的纹饰。清初顺治皇帝宠爱的董鄂妃，她的神秘身世，她与顺治皇帝福临的爱情，她的死，以及紧随其后顺治皇帝的早丧，引发后人的无数猜想。 ▲ 院子里的梨花，院门的“花”饰，都充满了细腻与柔美。然而墙面早已斑驳，逆光之下似乎墙瓦还闪着光，让人想象着贵妃们曾经的活色生香。03储秀宫 储秀宫虽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其实它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宫殿，能在宫中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是因为慈禧太后，她获得兰贵人封号以后，就住进这里。1884年，慈禧太后五十大寿决定重回故地，耗费白银63万两对储秀宫进行了大规模整修。 ▲ 《延禧攻略》剧照，剧中储秀宫为高贵妃住所。 ▲ 慈禧太后与储秀宫。 04长春宫 与乾隆皇帝感情笃深的孝贤皇后曾居住于此。她早逝后，乾隆皇帝做了大量的怀念的诗章，长春宫也数十年维持她生前的陈设。 ▲ 长春宫室内装修清丽典雅，处处彰显出居住在这里的女主人的高贵品味。 ▲ 《如懿传》中的长春宫剧照。 05翊坤宫 《甄嬛传》中，华妃的居所。 ▲ 翊坤宫门口的花纹更显雍容华贵，落日下闪闪发光。 ▲ 翊坤宫门口有一对铜凤和铜鹤，图中为凤。 ▲ 如今用来展示各种珍宝。 06慈宁宫 慈宁宫主要是为太后举行重大典礼的殿堂，凡遇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均在此处举行庆贺仪式。特别是太后寿辰时，皇帝亲自率众行礼，并与近支皇戚一同彩衣起舞，礼节十分隆重。 ▲ 慈宁宫花园御鹿 ▲ 红墙、鹿角、飞鸟 ▲ 慈宁宫紫丁香 ▲ 慈宁宫建筑纹样繁复，宫殿空间布置层叠。 07寿康宫 寿康宫，太后住的地方。位于慈宁宫西侧。乾隆上一代宫斗戏赢家“甄嬛”最后居住于此。 清代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太妃、太嫔随居于此，皇帝每隔两三日即至此行问安礼。 ▲ 寿康宫的梨花。 ▲ 殿内悬乾隆皇帝御书“慈寿凝禧”匾额。 ▲ 一代又一代，犹如这光影变化，不停地更换着。08景仁宫 景仁宫，在《甄嬛传》里便是皇后娘娘的地盘，但并不属实。但在历史记载中，明清两代住在这里的妃嫔实在不少，其中不乏鼎鼎有名者，比如清代康熙帝的生母佟佳氏就曾住在这里。更有趣的是，小说里的甄嬛，也就是历史上雍正帝的熹贵妃钮祜禄氏（乾隆帝生母），也曾居此宫。 ▲ 景仁宫大门紧锁时。09景阳宫 与景仁宫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宫中地位差了不少。景阳宫是东西十二宫中最冷僻的一处宫苑。清朝时，景阳宫后院正殿为御书房。因为这里收储了各种图书字画，乾隆皇帝还亲自在此御题匾额“学诗堂”。 ▲ 景阳宫并不对外开放，但可以透过门缝一瞥。明代有位妃子生了皇子，皇上却不待见她，在这里被幽闭了近30年，应为还珠格格中五阿哥的生母，但是剧集年代设定为清代。10养心殿 如果你看的清剧里没提养心殿，那弃剧吧，这可是清代皇帝最爱的场所！ ▲ 比起其他内廷宫殿，养心殿门口更加有气势。 百年来，养心殿都鲜少有人涉足。从雍正开始，这里作为皇上的主要居所和日常理政之处，曾见证清代多次重大历史事件。这殿里可谓是要啥有啥，在宫的位置也很便利，算是离地铁口近的独卫主卧了。 ▲ 养心殿正在修缮中，透过宫门一瞥。 ▲ 养心殿预计在2020年故宫600岁“生日”时重新开放。本次修缮范围占地面积约770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540平方米。图/视觉中国 ▲ 养心殿顶部盘龙藻井，皇帝的宝座设在明间正中，上悬雍正御笔“中正仁和”匾。 ▲ 疑似养心殿内的佛堂。 ▲ 养心殿三希堂。 * 推荐纪录片《故宫新事》，记录着养心殿的修缮故事。 11乾清宫 乾清宫是内廷正殿，即民间所谓“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中的第一座宫殿。康熙王朝里怒斥群臣的场景，就应该是这里。 ▲ 想到达乾清宫，要顺着故宫中轴线走，要经过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 ▲ 雍正元年曾下诏，密建皇储的建储匣存放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也是这一规定，引起了后宫无休止的争斗。 ▲ 乾清宫建筑面积1400㎡，殿内铺墁金砖。殿前宽敞的月台上，左右分别有铜龟、铜鹤，日晷、嘉量，前设鎏金香炉4座，正中出丹陛，接高台甬路与乾清门相连。 ▲ 图为宝座左侧，宝座两侧有暖阁。清代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自雍正始移居养心殿）。 12交泰殿 “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就树立在交泰殿中。 ▲ 角兽和建筑纹样很值得细细体会。 ▲ “无为”出自老子，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在遵循规律的同时，要做到各司其职，这样才能垂拱而治，才能国富民强，才符合“交泰”二字。放眼后宫前朝，无人不为了自身的利益争斗。后宫即为皇帝的家，家和万事兴，“无为”的用意看起来无须多言。 ▲ 抬头看看棚顶，发现金碧辉煌并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 ▲ “自大鸣钟”外壳是仿中国式楼阁型的木柜。清期有不少这样西洋化物件儿在宫中。 ▲ 如今，游客要隔着网来观看曾经是宫中的物件儿。回想这城中的人，是否就如铁丝网中的困兽？ ▲ 明间设宝座，上悬康熙帝御书“无为”匾，宝座后有板屏一面，上书乾隆帝御制《交泰殿铭》。东次间设铜壶滴漏，乾隆年后不再使用。座椅上织布的花纹繁简配合，很有看头。摄影/袁千禧 13坤宁宫 “坤宁”为坤地宁静之意，是明代皇后们的寝殿。但到了清代，皇后并不住在这儿了，而是作为大婚的洞房。 ▲ 雍正以后，皇帝移住养心殿，皇后也不再住坤宁宫，坤宁宫实际上已作为专供萨满教祭神的场所。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 溥仪结婚的喜床，目测没有1米8的床大，但花纹真的精致漂亮。 ▲ “ 清代坤宁宫的格局，完全仿照沈阳故宫里清宁宫的样子。”——引自《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摄影/袁千禧 ▲ 阳光和花瓶，让这里格外地有生活气息，这在宫中似乎并不多见。 ▲ 萨满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别，直接影响了坤宁宫的功能。详见《坤宁宫为清帝洞房原因论》摄影/袁千禧 14御花园 御花园是紫禁城中历史最悠久、面积最大的花园，在这里，皇帝和后妃们玩赏休憩，观花赏月，迎风踏雪别有情志。当然了，清代选秀女这种事情也要在这举行。 ▲ 御花园御景亭。 ▲ 御花园养性斋前的假山。 ▲ 杏花飞落似春雪，配上树干与红墙，仿佛看到的是中国文人画。 ▲ 御花园澄瑞亭杏花。 故宫，这里交汇了宏伟和细腻，历史与故事，故宫的那些儿事，说不完。摄影/刘顺儿妞 袁千禧 Focus 视觉中国
2025-11-18
北京嵩祝寺与智珠寺
嵩祝寺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25号，清乾隆年间，该寺连同其东的法渊寺以及其西的智珠寺形成三寺并立的格局。时至今日，法渊寺主体建筑已荡然无存，只余北部少量房屋及一通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重修碑刻存于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保存至今的嵩祝寺与智珠寺则于1984年被共同公布为一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 嵩祝寺与智珠寺之历史与建筑《日下旧闻考》认为嵩祝、智珠、法渊三寺之地乃明番经厂、汉经厂旧址，其依据是“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 然而，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铜钟、铜云板“皆为可移动文物，完全可以从一个废弃的寺庙中搬运到另一新建的庙宇中继续使用”，所以“不能单据此证明嵩祝三寺的前身为明代的番、汉经厂”。实际上明代的番、汉经厂“南、北并列，嵩祝寺位于其西侧”，真正建在两座经厂旧址上的唯有法渊寺。经厂的职能是“取番经缮写以传后世”，它们建于明永乐年间，其后逐渐荒废，至隆庆、万历年间重修，而明末又趋于衰落。（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有关嵩祝三寺之始建年代，据考证，嵩祝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最早的一次重修在雍正十二年（1734），而法渊寺亦始建于该年。智珠寺则建于乾隆中期，极有可能在乾隆二十六（1761）至三十九年（1774）之间。（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三寺均为喇嘛寺，其中以嵩祝寺规模最大，声誉最隆。寺院坐北朝南，共分为三路：主要殿宇集中在中路，由南至北依次为：山门三间、钟鼓楼、天王殿三间、正殿五间、宝座殿五间、藏经楼七间；寺院东路为佛堂、经堂、配房等，西路主要为喇嘛住宅。1995年在修缮过程中发现了清中期的绝版古建筑彩画，图案中蕴藏着浓厚的蒙藏民族风格，如大雄宝殿内的莲瓣梵文天花，以七彩祥云衬托写有六字真言的莲花。嵩祝寺建筑上几处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石刻也极具特色，其中包括“五妙欲”（触、味、声、色、香）、“八瑞相”（宝伞、金鱼、宝瓶、妙莲、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等题材。（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康熙年间，自二世蒙古喇嘛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起，历代章嘉呼图克图均以嵩祝寺为在北京皇城内的驻地以及宗教场所，使得该寺成为与雍和宫齐名的喇嘛寺庙。乾隆时期是嵩祝寺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与章嘉国师瑞贝多吉有密切关系。由于国师深受皇室推崇，嵩祝寺“不仅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而且是中央与藏区联系的重地”，乾隆皇帝“经常来此看望章嘉国师，或来此听经习法，祝寿、做佛事，所赐物品极多”。（参见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及黄颢《在北京的藏传文物》）同嵩祝寺一样，智珠寺的主体建筑亦为五层殿宇，包括：山门殿三间，石额题“敕建智珠寺”，钟鼓楼二层；天王殿三间；正殿即方殿为三间；大殿“净身殿”五间；后殿五间。（参见“东华流韵”网站“智珠寺”）二、 破坏与维修民国时期，嵩祝寺内成立了佛教同愿会，此后它又做过蒙旗宜化使公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嵩祝寺被北京市盲人橡胶厂占用。1956年，中宣部占用嵩祝寺附近的沙滩北京大学旧址，并向北多占近50米，拆除嵩祝寺、法渊寺影壁，在两座寺庙前的广场上兴建宿舍楼。而智珠寺则先后被金漆镶嵌厂、自行车厂和医疗器械厂占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市东风电视机厂进驻嵩祝寺，将该寺的天王殿、钟鼓楼拆除，在其原址上兴建生产车间；并将法渊寺的大部分建筑拆除，在其址上建成组装车间。该厂还占用了智珠寺的前殿和西配殿。1991年，北京市东风电视机厂与牡丹集团合并，嵩祝寺与智珠寺被集团下属的“北京牡丹四星音像有限公司”占用。其间牡丹集团想利用嵩祝寺山门、天王殿旧址开发“牡丹园公寓”但未成功，该地产项目成为高层烂尾楼，使得嵩祝寺现存建筑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下。（参见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东景缘”网页之“历史”，维基百科）1995年，嵩祝寺获得修缮，共修复殿宇21座。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为修复工程捐资500万，北京市文物局特地为此制作了一尊与他身高等高（1.8米）的功德钟一座，置于嵩祝寺内的功德亭中，该亭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万国权提写匾额。（参见“搜狐焦点”网页“全国政协委员——李晓林”以及肖梅《走近李晓林》）然而智珠寺却一直未能得到修缮，且两座寺庙长期被各单位占用亦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市文物局称，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嵩祝寺及智珠寺一直被牡丹技贸发展公司、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牡丹园公寓）、北京市装潢设计研究所、北京文体百货工业联合公司等单位管理使用，八十年代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国家将该处建筑产权落实给北京市佛教协会。由于实际管理使用的上述单位涉及诸多原因无法迁出，形成了上述单位以租用的形式管理使用，佛教协会收取租金与这些单位共同管理该处文物保护单位。（引自《京华时报》记者梁超、张然《两市级文保寺庙成高档餐饮会所》）这种状况造成了嵩祝寺及智珠寺存在着“消防设施不全，防火报警、避雷设施不完备，线路老化、安装不规范”以及“存在私搭乱建的非文物建筑，对文物建筑安全构成威胁”等问题。有鉴于此，北京市文物局于2005年12月要求嵩祝寺及智珠寺等九家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在一年之内进行整改，拆除非文物建筑。占用嵩祝寺的牡丹四星音像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对此的回应则是：嵩祝寺的修缮和设施安装由牡丹集团统一安排。其后数年，北京市文物局又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以及利用媒体曝光等手段，形成高压态势督促产权和使用单位整改隐患。尔后，产权单位北京市佛教协会与使用单位达成协议，由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共同引入社会资金对古建筑进行修缮，本着“谁修缮，谁受益”的原则，修缮后转让使用权，与部分企业签订租赁协议，修缮后由修缮的出资人对寺院进行“保护性使用”。2007年，东景缘开始对智珠寺进行修缮，至2012年基本完工。（参见“搜狐新闻”之“北京文物局刮‘文保风暴’九家文保单位要整改”、 《京华时报》记者梁超、张然《两市级文保寺庙成高档餐饮会所》、“新华网”《内部奢华百姓难进——北京故宫附近的私人“寺庙”会所》以及维基百科）三、 成为高档会所重修后的嵩祝寺与智珠寺成为高级会所，部分范围被用作餐饮场所。2013年1月底，此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嵩祝寺的会所名为“嵩祝名院”，餐厅名为“和玺江－嵩祝六号”。报道称，该会所不对外开放、不接待散客，如果想要来消费必须提前预约。餐厅以经营粤菜为特色，据称其人均消费为500元至1000元，菜谱包括红烧河豚等，五粮液和茅台则是烧菜时所用的原料之一。然而“嵩祝名院”的负责人却对此却予以否认，称他们只是一家珠宝公司，不是餐厅，也不是私人会所。网络上所传的高档粤菜宴请会所并不存在，只是如果有买卖、鉴定珠宝的客户来此，定期会有一些自助餐会。但当记者追问珠宝公司的具体名称时，这位负责人则表示不便透露。智珠寺在修缮完成后变为“东景缘酒店”，酒店方面的宣传颇为自豪地称昔日的智珠寺“经过一群热衷于古建筑保护的人士打造以后，现在已经变身为京城一处集餐饮、住宿、会议、画廊于一体的高档场所”。媒体于2013年初对酒店刚刚建成时智珠寺的状况做了报道，其中称寺庙内部已经做了较大的装修，其东侧的一间房屋正在进行一个画展和摄影展，后面的房屋则是包厢，有些尚未装修完毕。西侧的房屋已经被改成餐厅，分为上下两层，外部为透明落地窗。在寺庙北侧的一个房间，挂有毛泽东画像，并放置多把木质桌椅。智珠寺内的餐厅名为TRB，全称为Temple Restaurant Beijing（北京古寺餐厅），位于寺院西南角的院内。据该餐厅的侍应生介绍，餐厅于2011年开业，以经营法国菜和欧洲创意西餐为主。该处包含餐厅、酒吧、包间等多处场所，既可以承办私人宴会，也可以承办较大型晚会。以餐厅为例，大约可以容纳近150人。媒体报道称，TRB开业以来，生意一直非常红火，主要以外国人为主。一些企业在临近过年时也会来此聚餐，但基本都需要提前预订。以餐厅的午餐为例，该会所的消费水平人均基本在500元以上，而双人晚餐则为1500元左右，而包间则设有最低消费，具体数字并未透露。记者在餐厅的宣传单上看到，2013年2月28日TRB请米其林一星厨师开设晚宴，该晚宴包含酒水以及服务费为780元/位，需提前预约。两座古寺被改作高档餐饮会所的消息一经曝光，北京市文物局即予以确认，表示经过文物执法队现场调查，两寺庙内部分范围被用作餐饮场所，古建筑内放置有餐桌但没有使用明火。至于其他问题，诸如在寺庙内经营餐饮活动是否曾报批，该行为是否违规以及相关后续处理工作，北京市文物局或是表示需进一步查实，或是没有给出进一步说明。（参见《京华时报》记者梁超、张然《两市级文保寺庙成高档餐饮会所》、《中国文化报》焦雯《文物寺院变餐厅 京城古庙内售卖肉食引网友吐槽》以及“新华网”《嵩祝寺智珠寺“变”餐饮会所 是否违规有待解释》）随后，此事即不了了之，北京市文物局再也没有跟进以及就上述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半年后的2013年7月，媒体报道两座会所仍在营业。从媒体在2014年底的报道来看，随着装修的彻底完成以及营业走上轨道，智珠寺的会所似乎增加了不少新的服务。除却西餐厅之外，这里好像还有另一家高档餐厅，探访的记者在多间古建筑内都看到大型餐桌，据称在这里晚餐的费用最低为人均８００元，如果提高标准，可达人均一两千元。在一间面积近百平方米、装修奢华的大殿内，不仅摆放有一张硕大的圆桌，还搭建了“龙椅”、屏风、戏台。 “龙椅”和屏风是按照故宫内的样式和比例仿造的，来就餐还可以坐上去照相，而戏台则是“唱戏用的”。根据工作人员的解释，搭建戏台的原因是“有些前来就餐的‘领导’喜欢听戏”。在餐厅旁边的房间内还有多尊大型佛像，以及写有“功德箱”字样的木箱。据工作人员称，前来就餐的人还可以在寺内烧香拜佛捐“功德”。另外，经营企业还将古建筑外租进行商业活动，并开设了多间高档客房，房价最低也要每晚２０００元。记者在一间大殿内看到，一家企业正欲在此举行商业活动，在准备过程中布置了大量设备，一些甚至搭建在古建筑上。（参见《北京青年报》之《北京600年古刹变会所 被曝光半年仍在营业》、“新华网”《内部奢华百姓难进——北京故宫附近的私人“寺庙”会所》）2013年12月，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国家宗教事务局随即发现了嵩祝寺、智珠寺存在被出租开设高档餐饮的情况，其领导于2014年1月13日带队赴嵩祝寺、智珠寺实地查看，听取了北京市宗教局的汇报，明确要求北京市宗教局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协调推动整改，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加强对宗教房产的监管力度，杜绝将宗教房产出租给企业、个人开设为高档餐饮的现象。国家宗教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督促北京市宗教局采取有力措施，协调相关方面推动尽快解决遗留问题。（参见“凤凰网”之“宗教局回应故宫附近寺庙变会所 确实存在问题”）然而，这“下一步”“有力措施”却未见实施，嵩祝寺方面仍然顶风作案，大有愈演愈烈之势。2014年3月，嵩祝寺的餐厅开始重新装修，并对古建筑本身造成严重破坏。报道称，大雄宝殿的墙已经被砸穿了三四个洞，露出了支撑墙体的木头，这是施工方为了搭建工程架，用多个钢管插进墙体内造成的；建筑门窗和柱子上的古漆被工人用铁质工具刮掉；保存有清代壁画的藏经楼一楼的房间铺上了瓷砖，还装上了整体厨房。对此，施工方称只是修缮，却拒绝公布或透露有关施工设计方案、施工开始和预计结束的时间、工程预算以及修缮后的用途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文物局方面则称要对修缮是否符合规定进行调查，几天后结果才能出来。（参见“新华网”之“媒体曝古刹嵩祝寺疑变餐厅会所 施工方称只是修缮”与“北京古寺修缮藏经楼现整体厨房 市民担心变会所”）201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委出台《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该年12月14日，新华社发出《除了高档餐饮还能烧香“坐龙椅”》的报道，称在规定出台并开始施行后，嵩祝寺、智珠寺的高档私人会所仍在继续营业。这已是此事第三次被媒体曝光。北京市宗教事务局立即表示高度重视，正在对此进行调查。2015年1月，北京市责成有关部门对这一顶风违纪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两寺庙内设私人会所已停业整顿。（参见“新华网”之《北京市宗教事务局正对“会所藏寺庙”事件进行调查》、《北京市严查“寺庙会所中的歪风” 嵩祝寺智珠寺内设私人会所已停业》以及维基百科）四、 小结嵩祝寺、智珠寺私人会所的事件，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反腐提倡廉政或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等议题上。如果纯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出发，这一事件亦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首先，造成上述嵩祝寺与智珠寺在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的模糊不清以及文物保护资金的缺乏。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嵩祝、智珠、法渊三寺的宗教活动被停止，以至于电视机厂等单位进驻占用寺庙，并造成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尽管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将寺庙产权给予北京市佛教协会，但产权单位又缺乏资金，没有能力把使用单位从寺庙中迁出，并对文物进行修复，还原其本来用途。最终只能接受企业的捐助与出资来修复嵩祝寺与智珠寺，然而却仍旧不能拥有寺庙的使用权，任由其变为高档私人会所。试想，如果佛教协会一直拥有寺庙的产权，也就不会出现后来保护与利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嵩祝寺与智珠寺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在北京市的文物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拈花寺的情况与嵩祝、智珠二寺如出一辙。1949年，拈花寺被“划拨”给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1953年起转由人民大学印刷厂使用，产权归属人民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落实国家宗教政策，将产权移交给北京市佛教协会。尽管如此，拈花寺却一直由印刷厂“租用”，造成安全隐患严重，甚至发生火灾。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预下，2013年，拈花寺才开始腾退，使用方获得了由北京市提供的5000万腾退补偿资金。腾退完成后，拈花寺至今尚未开始进行修缮，如何利用仍然悬而未决。可见，作为产权拥有者的北京市佛教协会，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是何等的乏力！（参见《新京报》之《人民大学：拈花寺是划拨而非“占用”》以及《北京晚报》之《明代古建拈花寺偏殿着火》）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来利用文物古迹的问题。文物古迹是否一定要在经过维修后恢复其本来面目，抑或是用作博物馆，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其实并不一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文物就只能成为“死”的历史陈迹，不能再为今人所用，亦构成一种空间与资源的浪费。如果让文物“活”起来，赋予其新的用途，这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岂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然而，这样做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维修是否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保持原有建筑遗存、风格的前提下又能够满足新的要求？其二，赋予历史建筑物以新的功能，是为极少数“领导”或有钱人服务，还是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服务？遗憾的是，嵩祝寺与智珠寺的修缮与利用，并未满足这两个条件。由上文的叙述可知，嵩祝寺在维修过程中，古建筑墙体被砸穿，古漆被剥落，施工方在进行内部装修时亦未能充分考虑如何避免对清代壁画造成破坏，这已经违反了古建筑维修的基本原则。两座古寺被用作高档私人会所，不对普通民众开放，时常有豪车出入于其间，显然只是为社会上极少数人服务的。总而言之，在修缮后将古建筑改作他用，原本无可厚非，但嵩祝寺与智珠寺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在文物保护与利用上，我们应当多借鉴香港等地的理念和经验。即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亚太地区文物古迹保护奖而论，2000年至今，香港共有14处文物古迹因为出色的保护与利用而获奖，但国宝级文物远远多于香港的北京却只有午门城楼与清华大学工字厅两处获奖，可见二者在这方面的差距。在香港，不少文物古迹在维修之后也改变了原先的用途，然而，它们却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而且还能够为社会服务。如位于皇后大道东的旧湾仔邮政局，现被用作环境资源中心向公众展示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与图片，邮政局的旧邮箱以及柜台都被保留下来，但改作他用，一方面保护了文物，另一方面也符合废物利用的原则。位于大屿山的原大澳警署，在得到精心保护和修复（外观以及壁炉等内部装修尽量保留）后，变为大澳文物酒店，对公众开放及营业，并设置导览服务，让其了解酒店的建筑与历史。在维修期间以及酒店运营过程中，还为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百多个就业机会。上述对文物的利用，在使它们得到保护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生，让旧的文物建筑转变用途，为社会服务，这种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图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嵩祝寺（引自维基百科）。图2：嵩祝寺鸟瞰1（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嵩祝寺鸟瞰2（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4：嵩祝寺鸟瞰3（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5：嵩祝寺山门的老照片1（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6：嵩祝寺山门的老照片2（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7：嵩祝寺天王殿的老照片（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8：嵩祝寺藏经楼东配殿的老照片（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9：嵩祝寺民国时期正殿室内（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10：嵩祝寺民国时期经堂室内菩萨像（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11：嵩祝寺西路正殿1（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2：嵩祝寺西路正殿2（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3：嵩祝寺藏经阁（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4：嵩祝寺东路后殿（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5：嵩祝寺东房檐下石供桌（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6：嵩祝寺墀头砖雕1（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7：嵩祝寺墀头砖雕2（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8：嵩祝寺墀头砖雕3（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19：嵩祝寺墀头砖雕4（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0：嵩祝寺拱券石刻1（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1：嵩祝寺拱券石刻2（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2：嵩祝寺拱券石刻3（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3：嵩祝寺拱券石刻4（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4：嵩祝寺拱券石刻5（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5：嵩祝寺拱券石刻上的大鹏（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6：嵩祝寺石刻1（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7：嵩祝寺石刻2（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8：嵩祝寺石刻3（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29：嵩祝寺石刻4（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0：嵩祝寺石刻5（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1：嵩祝寺正殿室内七架梁上绘大点金彩画（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32：嵩祝寺正殿莲瓣梵文彩画（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33：嵩祝寺藏经楼露明梁架彩画（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34：嵩祝寺宝座殿室内梁架彩画（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图35：智珠寺鸟瞰（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6：智珠寺大殿（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7：智珠寺大殿鸟瞰（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8：智珠寺大殿（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39：智珠寺后寝殿（引自东华流韵网站）图40：嵩祝寺内的私人会所（引自新华网2015年1月12日报道《北京市严查“寺庙会所中的歪风” 嵩祝寺智珠寺内设私人会所已停业》）。图41：嵩祝寺内的私人会所（引自新华网2015年1月12日报道《北京市严查“寺庙会所中的歪风” 嵩祝寺智珠寺内设私人会所已停业》）。图42：嵩祝寺一处古建筑内的龙椅，龙椅是按照北京故宫龙椅的比例制作的（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12/c_1113963642.htm）。图43：嵩祝寺大殿的墙上在“修缮”过程中被砸出大洞（《法制晚报》实习记者任一陆摄）。图44：工人在“修缮”时将古漆用铁质工具铲下来（《法制晚报》实习记者任一陆摄）。图45：位于嵩祝寺藏经阁一层的厨房（《法制晚报》实习记者任一陆摄）。图46：智珠寺的外部原貌仍然得到了保存（引自2013年1月24日《中国文化报》：焦雯《文物寺院变餐厅京城古庙内售卖肉食引网友吐槽》）。图47：智珠寺内的TRB西餐厅（引自2013年1月24日《中国文化报》：焦雯《文物寺院变餐厅京城古庙内售卖肉食引网友吐槽》）。
2018-11-28
故宫东华门与西华门
紫禁城四周为城垣所包围，并缭以护城河。东华门与西华门，顾名思义，是其东门与西门。两座城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左右对称，遥相呼应，在历史上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与午门（南门）、神武门（北门）共同构成紫禁城的四座城门。时至今日，伴随着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东华门城楼以及午门雁翅楼区的开放，西华门成为上述四门中唯一一座游客不能进出、参观的城门。这种状况，亦是由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一、 历史与建筑东华门与西华门形制相同，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3座券门，券洞外方内圆。城台上建有城楼，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基座围以汉白玉栏杆。城楼面阔5间，进深3间，四周出廊，梁枋绘有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檐下的“东华门”或“西华门”匾额原为满、蒙、汉三种文字，后减为满、汉两种，辛亥革命后只余铜质汉字。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东华门、西华门左右对称，但并不置于东、西两面城墙的中点，它们更靠近午门一侧。这完全是由紫禁城宫殿的总体布局决定的。紫禁城分前朝和后寝两大部分，三大殿是前朝的主要部分，不仅占地广、进深大，而且周围有廊庑环绕，是个封闭独立的建筑空间。只在太和门与午门之间有一座南部敞口的广场，可供东、西方向流通。太和门的东、西两庑设有协和、熙和二门，通过这两座门，可以更方便地来到前朝的东、西两翼——文华殿与武英殿，以及其他一些属于前朝的机构。因此太和门与午门之间的广场是个重要的过渡空间，起了疏通前朝东、西交通的枢纽作用。东华门、西华门恰与前朝两翼的文华门、武英门处在同一纬线上，也分别与协和门、熙和门相望。由此观之，这两座城门便利前朝使用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把它们设在午门一侧，是很恰当的。另外，后寝部分是皇帝与后妃们的生活区域，假若把东、西城门设在这一区，岂不太暴露了。紫禁城宫殿建筑的布局，确定了东、西华门的位置，而东、西华门的位置又进一步影响到皇城的一些建筑。将由西华门、武英殿、太和门、文华殿、东华门构成的这一条贯穿外朝的横轴向东、西两方向延伸，恰好是东安门与西安门（皇城的东门与西门）。这种相对设置，显然是统筹规划皇城与宫城建筑，周密设计的结果。引自许以林《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以及故宫博物院官网。出西华门，正对皇家园林西苑。清代帝后游幸西苑、西郊诸园，多由此门而出。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寿诞，以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节，西华门以外，经西直门以至海淀一带，沿途张灯结彩，预设彩棚乐戏，隆重庆贺。清朝末期，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行即由西华门离宫，仓皇西逃。至于东华门，清初只准内阁官员出入，乾隆朝中期，特许年事已高的一、二品大员出入。清代大行皇帝、皇后、皇太后的梓宫皆由此门出。嘉庆年间林清之变，农民军由太监刘得才等人经东华门引入紫禁城，但因于门前与卖煤人争道，情急之中露出所藏兵刃，从而为守门官兵察觉，骤然关闭东华门，故而仅十数人闯入，起义旋即失败。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二、 东华门门钉之谜在故宫的四座城门中，午门、神武门、西华门均为等级最高的九路即九行九列共八十一颗门钉，唯有东华门例外，每扇大门上设八行九列共七十二颗门钉。这一特殊情况，引起了人们的诸多猜测，其中较为流行的说法有以下两种：其一，可称之为“罪门”说。据说，东华门门钉原来也是81颗。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北京，即崇祯皇帝仓惶逃出东华门，到煤山（今景山）自缢。清初重修东华门时，将门钉减去一行责其未能挡驾之罪。其二，可称之为“鬼门”说。古人认为，人生属阳，人死属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因为清代几个皇帝顺治、嘉庆、道光等死后都是出东华门送殡, 进东华门迎灵的，因而门钉用阴数，以象征“鬼门”。此外，皇后神牌也由东华门迎入奉先殿，神牌属阴。但上述说法均不能成立，其理据如下：首先，关于“罪门”说。明思宗从乾清宫到景山自溢，很可能是出的神武门，而不是东华门。因为，从其居住的乾清宫到东华门的距离，是到神武门距离的三、四倍；从乾清宫出东华门到其自尽的景山东麓的距离，比出神武门到达景山东麓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很难想象明思宗在情况危急、时间紧迫的关头，会去舍近求远。与崇祯皇帝之死有关的所谓“罪门”之说，也确有其事。但这里特指的所谓“罪门” ，并非紫禁城城墙的后门神武门，更非其东门东华门，而是紫禁城御花园北门之内的右旁门。因此，关于东华门门钉之谜的“罪门”说，未免就显得因缺乏历史根据从而难以立论了。其次，关于“鬼门”说。我们不能肯定清代所有皇帝、皇后死后都是在东华门出殡、迎灵的。更何况，光绪皇帝送慈安皇太后灵柩出殡，不是出的东华门，而是出的西华门。然而，西华门的门钉仍然是用的阳数，而非阴数。因此，东华门不一定就是“鬼门”，门钉之数与所谓“鬼门”也应当没有联系。其三，“罪门”之说，明确指出东华门的门钉在清代由八十一颗被改为七十二颗，但这只是传说而已，得不到任何史乘记载的佐证。根据学者的研究，东华门的门钉之数应当与堪舆之学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有关。紫禁城属阳宅，根据堪舆之学的相关理论，院墙之大门与屋脊高大之主屋的生克关系，是决定阳宅之吉凶的关键所在。而门、主的方位朝向，又是决定其生克关系的关键所在。归根到底，决定阳宅吉凶的关键，在于门、主的方位。这一理论，既适用于民居，也适用于皇宫。与东华门门钉之谜关系最大的则是正五行方位系统与十天干方位系统。所谓“正五行方位”是指，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央属“土”。十天干方位系统又往往是同正五行方位系统相结合而使用的。即所谓: 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其中，天干、五行又各分阴阳：甲木属阳木，如森林之木；乙木属阴木，如花草之木。丙火属阳火，如盛大之火；丁火属阴火，如灯盏之火。戊土属阳土，如大地之土；己土属阴上，如尘埃之土。庚金属阳金，如斧钺之金；辛金属阴金，如首饰之金。壬水属阳水，如江河之水；癸水属阴水，如杯盘之水。这里所谓的阴、阳，在量上有一个大小强弱的区别。五行相生为吉，相胜或相克则为凶。在故宫这一昔日皇家的阳宅里，主房居中属土，午门居南属火，火生土，门生主，吉；西华门、神武门分别属金、属水，二者都不克土。只有东华门居东属木，木克土，门克主，在紫禁城的四门中最为特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的风水师与建筑师采取了化凶为吉以避凶的办法。具体而言，木克土，但阴木不能克阳土。九行九列八十一颗门钉为阳数，表示阳木或甲木，此木能克土，象征门克主，有凶宅之相，断不可采用。而八行九列七十二颗门钉为阴数，表示阴木或乙木，此木不克土，无门克主凶宅之虑。因此，在北京故宫的四座城门之中，唯有东方之东华门的门钉不能用阳数，而只能用阴数。至于为什么选择七十二这个阴数，八行九列中的“九”，是最高等级的象征。东华门每扇门上的门钉总数虽为阴数，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尊卑分明的礼制。八行九列中的“八”，根据河图之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的理论，与“东方木”相对应的“地数”或“阴数”，恰好是“八”。综上所述，东华门的门钉之谜，恰恰可以从堪舆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和答案。本部分内容引自韩增禄《东华门门钉之谜与中国传统文化》。三、 西华门屏风楼的修建在西华门城楼上，可以俯瞰中南海全景。由于建国以后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因此西华门的地位极为重要。它一直由8341部队（后改称61889部队）把守，一般人不许登攀。不过城楼长期得不到修缮，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登楼马道已残破不全，城楼四周和两侧墙顶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西华门的这种特殊位置，也导致了1975年屏风楼的修建。不过其直接原因，却是所谓“北京饭店新东楼事件”。随着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与众多西方国家的建交，外宾增多从而导致宾馆供不应求。北京饭店扩建工程，便提上了日程。周恩来提出，要使原为350～370间客房的北京饭店，在扩建后达到1000间以上，要能同时容纳2000人饮食起居、社交活动、文化娱乐、外事谈判。新扩建的东楼原定仅高50米左右，只有14层。当时掌管财政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感到如此利用市中心的土地是低效的。他在观看设计模型时对陪同的人说：“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位年轻人，听了李先念的一番话，很对心思，正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便立即推倒原方案，作了个高层的设计。主持设计的张镈向年轻人再三解释，长安街有规划，在天安门附近王府井口，不宜设建筑高点，终没起什么作用。一个130米高的方案迅速搞出了，送李先念审时，他认为以100米左右为宜。张镈根据服从组织的原则，按李先念的指示，做了个100.25米高的方案。工程于1973年春季启动。由于周恩来十分关注北京饭店，故这里成为当时一系列涉及外交的工程的首要重点。在建设过程中，工程人员认为新东楼西向的房间景致最美，在天气晴朗之时，远可见西山逶迤，近可览故宫嵯峨。然而张镈却发现，在这远景与近景之间，正夹着一个敏感的地带——中南海。于是，他向北京饭店负责人提议：新东楼西侧公共设施及客房门窗玻璃，用压花的或磨砂的，挡住西望的视线；不要安排外国人住，以免窥视中南海。但这样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来到了建筑工地。他告诉饭店负责人和张镈等：周恩来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杨德中说他是受周恩来之托，先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商议对策，以便着手解决问题的。在集体商议中，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该建议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当即被否决。周恩来说：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10月29日，在一次讨论楼层过高威胁中南海的问题，当时还未复职的万里对杨德中表示：“既然总理感到不安，那么原设计在顶层的接见厅、宴会厅及其他配套用房，就全部取消，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经济损耗事小，已经做好全部构配件不必过虑。”杨德中认为“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继续讨论时，张镈得知在15层地板面，已经可以望见我们伟大领袖也是当时最高领袖的书斋。有人认为如在此安装窃听器，或进行红外线窥测，后果严峻。虽说天上的卫星也能侦察地面，得到清晰图像，但与邻近观察毕竟不同。午后，传来周恩来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他当晚在接见张镈等设计人员时表示：“10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向西的门窗要遮起来。”并且表示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认为：“北京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的楼房，我看有50米上下就可以了。长安街上如此，外围可60米左右。没有必要太高，我们不要学西方那个样子。”除了新东楼压低层数和高度、西向门窗遮挡的措施之外，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在故宫西华门内两侧建一排“影壁楼（屏风楼）”，以遮挡从新北京饭店东楼高处遥望中南海伟大领袖住处的视线。周恩来同张镈等人于1973年11月4日一起考察西华门城楼一带，他们先由西华门城楼走到西南角楼，张镈向周恩来报告说：“经测量在此建脊高26.7米的屏风楼，即可遮挡从新东楼西观中南海的视线。计划南段由西华门楼起到西南角楼，用连接体的连廊式和高31.2米的西华门重檐上脊相连。”随后他们又掉头向北，过西华门走了约与向南相等的距离，张镈告诉周恩来：“计划两条直线的配楼建到此为止，已可把中南海的重点部位遮挡住了。”周恩来未作答，而是继续向北走，一直走到与三大殿的中和殿平行的位置才停步。他变换着角度看了看，说道：“配楼做到这里，就可以把39局和西花厅等处全遮住了，就定在这里吧。”这样一来，配楼的建筑比原先预定的长度多出近4倍。在返回的路上，周恩来对万里、张镈说：“屏风楼建成前，新东楼即便完了工也不准开业。”他还说：“在紫禁城东西华门西侧加点房子对国家、对故宫都有利。至少从‘广积粮’来说也是需要的嘛！8341部队可以用西华门两侧屏风楼，其余的可作文物房。所有的房子在形式上要配合故宫，所有朝西的房子只做盲窗，从外形上看要有棂花窗扇。”对于修建“屏风楼”的方案，当时亦有反对之声。参与北京饭店新东楼设计工作的陶宗震鉴于在故宫内修建一批仿古建筑破坏故宫的完整性，写了一封信给万里，建议将“影壁楼”东移，以尽量避免影响故宫的“天际线”和西华门及西南角楼的完整性。该信指出：“如果按现在方案那样把新建工程夹在西华门与西南角楼之间的纵轴（南北轴）上，联接成450多公尺长的一排一条线一般高的建筑，则紫禁城西侧的轮廓线就会大为改观，整个故宫的艺术布局的完整性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西华门和西南角楼就会被‘淹没’（新建工程为26.5米高，西华门高31.5米，西南角楼高仅25.06米），而这一轮廓线不仅从故宫内部太和殿前的大平台上可以看到，也许更重要的是从许多重要城市位置上都能看到，例如从人民大会堂实会厅的北窗、中山公园后河的划船游览区、南业长街交接处的路口（正对西华门的入口的十字街）、北长街北口护城河一滨河路一带，以及景山和北海公园等制高点上都能俯瞰的很清楚。”陶宗震甚至有将“屏风楼”移出故宫的设想，他说：“这封信送出前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从北京市的地图上看西华门的南北两侧，特别是越往北越不起遮挡从北京饭店东楼看中南海毛主席住处的作用，不如将‘影壁楼’移出故宫，建在南长街西侧。本想找准丰泽园的位置，再作一个准确有效遮挡毛主席住处的平面布置方案，但地图上的中南海为了保密一直是一片空白，而在当时，想了解毛主席的住处，更是最犯忌的大事。”由于他的迟疑，在信送出之时，西华门“影壁楼”工程已经开始进行。在此情况下，陶宗震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以上部分引自王凡《惊动中南海的北京饭店新东楼事件》以及陶宗震《历史的回顾——北京饭店东楼及西华门工程纪实》。兴建屏风楼时，拆除了西华门两侧城墙的马道。屏风楼在西华门南北两侧延伸很长，然而进深很小，所以其内部并不便于使用。屏风楼共5栋，最北侧的3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使用，西华门两侧的2栋及西南角则是某部队驻军。它们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故宫的形象和建筑格局。目前，西华门一带是紫禁城内被外单位占用最严重的。现在故宫里占用的外单位，主要就是部队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他的基本都搬出去了。早在2002年故宫大修启动以后，国家已经批准第一历史档案馆择址新建。2003年，国家发改委就批复了档案馆迁建工程立项，要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迁出后，旧馆应拆除，尽快恢复明清故宫历史原貌”。 截至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尚未择好新址。部队方面，紧靠紫禁城南城墙的一个偌大的院子里，停满了大客车。还有“训练基地”、篮球场等健身场所。每天数十辆大车从西华门出入，对文物影响很大。在故宫博物院2003年做的规划中，将现在位于文渊阁附近的消防队迁至西南角，这样消防队方便从西华门出入，也方便在故宫宫墙内交通。但这个方案是以部队搬迁为前提的，这有待中央有关部门下决心。以上两段引自《故宫新院长：将办公单位请出去 把殿宇还给游客》（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5/03/c_123069270_2.htm）。四、 小结东华门的门钉数目，涉及到阴阳五行思想在紫禁城建筑中的应用等问题。故宫的建筑布局，对这一思想多有体现，笔者当另有专文论之。西华门的屏风楼，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修建屏风楼的直接原因是北京饭店过高的新东楼威胁到了中南海的安全。但原先的设计方案高度仅为50米，根据领导指示，设计人员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才改为100米，出现上述问题后周恩来总理又表示还是最初的方案好，北京市区内特别是长安街沿线不需要这么高的建筑。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建设这一个方面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从目前的情况看，故宫博物院方面虽然有意解决西华门一带文保上的诸多问题，还原紫禁城本有的历史风貌。但事与愿违，部队以及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搬迁，以及屏风楼的拆除，仍然遥遥无期。这两个部门特别是前者的特殊性质，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它的最终解决，可能需要更多高层的推动与助力。图1：东华门城楼。图2：东华门城楼马面1。图3：东华门城楼马面2。图4：东华门城楼内景。图5：东华门城楼天花1。图6：东华门城楼天花2。图7：有东南角楼望东华门城楼。图8：由东华门城楼望故宫东南角楼。图9：西华门城楼（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图10：西华门九乘九路门钉（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图11：西华门外北值房及下马碑（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图12：西华门外南值房及下马碑。图13：西华门外南下马碑。图14：西华门内北值房。图15：西华门与屏风楼（引自http://whds.whb.cn/shuxun/526.htm）。图16：西华门内屏风楼（由慈宁宫花园望）1。图17：西华门内屏风楼（由慈宁宫花园望）2。
2018-10-24
故宫午门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由于位于正南方，而“午”在十二地支中恰好代表该方向，故名午门。明清两代，每年腊月初一，要在午门举行颁布次年历书的“颁朔”典礼。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时，要在午门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也在午门举行。每逢重大典礼及重要节日，都要在这里陈设体现皇帝威严的仪仗。民间传说中所谓“推出午门斩首”亦指此地，但把如此重要的地方作为杀人刑场是不可能的，此说显然不合史实。引自《午门》（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www.dpm.org.cn/explore/building/236454.html）。鉴于午门是紫禁城中人们最为熟悉的建筑之一，故而对其用途与建筑特色，本文无须赘述。下文拟从国立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利用、谢辰生与午门城楼保护、午门城楼的修缮与展厅设计等主题出发，关注清朝灭亡之后对于午门城楼的保护与利用。 一、 国立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利用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筹备处，馆址选定在国子监。1916年12月，教育部因国子监馆址“地处偏僻，屋舍狭隘”，致函内务部，要求将端、 午二门一带拨归教育部，作为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馆舍：查午门之上，计正楼一座，角楼四座，边楼两栋，建筑崇闳，地基宽敞，以之改设京师图书馆均属适宜，本部（教育部）深表赞同，惟端门仅门楼一座，孤悬无薄，与午门相距长远，并不联属，以之拨克馆用，似不合用。至于修茸之法与往来交通之途，应如何办理，相应咨请贵部（内务部）先行派员到部（教育部）详加筹商，俊协商决定后再行将呈稿会画，咨还贵部（内务部），以凭缮正会印呈递等因到部（教育部）。查本部（教育部）原咨及所拟呈稿，虽专以改建图书馆为局，惟本部（教育部）计划将来博物馆等，亦拟建设其中，必须包括端门一带地方在内，方呈敷用。1917年1月8日，教育部、内务部会呈大总统：请将端门、午门一带地方拨归教育部，……兹查有端门、午门一带地方，位置适中，门楼高敞，于设立图书馆，收藏观览，均极相宜。现在共和时代，此项阅伟建筑废弃无用，殊为可惜。拟请为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拔归教育部，咯为修葺，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将来网罗五洲之文献，搜藏四部之菁英。首善之区，覃敷文德，四方观厅，万国具瞻。实于教育前途大有样益。惟午门楼内原存旧刊经史书版甚夥，应挪存端门内旧日朝房。拟由内务部移交教育部，清查选册，令京师图书馆保管，期免散佚。所有端门内左右旧朝房计一百余楹，除存储旧书版暨两馆应用办公地方外，嗣后遇有公用时，仍得由两部商酌匀拨，随时应用。但端门、午门一带，在天安门以内，现在既拟设置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阅览人数必多，并拟将天安门及阙左阙右两门一律开放，车马仍不得入内，另由该馆自备人力车辆来往其间，庶于便利交通之中，仍寓避绝尘嚣之意。事经两部往复咨商，意见相同，理合会同，呈请鉴核，令准施行。再此呈系由教育部主稿，会同内务部办理，合并陈明，谨呈大总统。1917年1月12日，大总统指令第60号：“呈悉，应即照准。此令。”批准了将端门、午门拨归教育部设置京师图书馆、 历史博物馆的请示。得到民国政府批复后，教育部开始逐步接收端门、午门、端门内朝房及存于其中的旧刊、经史、书版。1917年1月，教育部与内务部开始办理交接于续。1917年1月26日，教育部致函内务部：“午门一带地方拨归本部……，业奉准在案，所有该处房屋及存储书版各项目，应各派专员定期接洽，以便点收。”同年2月，内务部派“佥事吴承湜会同贵部（教育部）接收员陈任中、彦德办理点交事宜，“兹据该员（吴承湜）呈称，本月五日午后一时，会同教育部接收员至该处重行查勘，共计门楼两座，旧朝房及门厅一百一十六楹，全数移交教育部接收等语”。教育部接收午门、 端门一带地方后， 对其进行了修缮。1918年7月23日， 教育部第五二号令，要求历史博物馆单独搬入端门、午门。查京师午门、端门一带地方，前经会同呈准拔归本部，分设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之用，当经筹款派员估修在案。现在午门上下业已一律修缮完竣，察勘地势于筹设历史博物馆尤为相宜，应即先将旧时国子监内所设筹备处陈列物品暨敬一亭所藏历朝红本文件移置午门楼上，赶速清理，分别部居，妥为陈设，庶便观览。仍当广为征集关于历史之图籍、金石、一切古器，随时庋藏，俾臻美富，而资考览，此令。1918年9月16日，历史博物馆奉命“将陈列物品暨历朝红本文件陆续移运午门，分别设置，现已一律完竣，理合呈报大部鉴核备案”。历史博物馆迁往端、午二门后，博物馆的各项事业初步开展起来。经过紧张而充分的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开幕展览历时四周，发放参观券数万张，分赠各界，参观券分为红、黄、蓝、绿4色（分供四星期之用），时间为每日下午1时至4时半，星期日不休息。同时，因历史博物馆“困苦经营，已有数年，迄今始勉藉个人捐款，宣告成立，缔造不易”，故不举行展览开幕仪式，不设茶点招待来馆嘉宾。博物馆馆合当时包括端门和午门，共计开放10个陈列室。开幕展览按类别分室：第一室为售品存贮，除发售旧有的拓片及《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外，还分类发售新印物品、风景、摄影明信片等；第二室为金玉室，其中添置展柜，分类展出；第三室为刻石室，展出六朝、隋、唐代的刻石；第四室展出教育博物品；第五室展出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明器及模制物品，这一展室中部陈列周代彝器及国子监旧物，东首展出明清档案，西首陈列汉唐明器、模制器具、古代舆服等；第六室展出针灸铜人、杂器及寄陈物品，其寄陈物品中，除旧存各处捐赠者外，还包括日本收藏家小林胖生所藏的3000余种古矢镞；第七室为兵刑器室，第八室展览发掘物品，如博物馆历次在河南、直隶、湖北等地发掘所得的出土器物，这一陈列室新置展柜，将展品分部陈列，并将发掘地点绘制详图，以资考证；第九室为模型图表，包括历代沿革、地理模型，以及各项图表，如新制盛唐至清末地理沿革模型8幅，绘制各种历史图表多帧；第十室为国际纪念品展室，如展出意大利赠送的飞机。开幕展览布置及陈列方法的尝试，均经“审慎考虑，务求合于博物馆之设备”。在展览举办期间，博 物馆还将端门、阙左门、阙右门一并开放，避免参观人迂回道路，耗费时间。展览开幕之后，每日参观人数无不过万，国立历史博物馆所印的参观券也很快分配完毕，所回收的参观券不够转发之用，于是就加印新券，以资周转。为了扩大宣传并增进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还专门组织院校学生参观展览。10月15日，西城两级女子中校教职员工率领120余名同学徒步到馆参观，时任博物馆执事、馆员裘善元就曾亲自出面接待，并对展出物品逐一进行解说。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开幕展览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极大反响。学者徐风陶曾在参观展览后赋诗一首，对展品进行了详细描述：“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矶。玉玺金绶，印纽绾阴龟。币值启秦汉，方孔以圆规。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包贝皮。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 错杂殷商筒，骈比晋魏碑。 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 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诗中对展品的描述不可谓不细，而这种观展感受的抒发，很大程度上也会引发尚未观展的各界人士的参观欲求。同时，这次展览不仅引起了国内各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而且很快享誉国际学术界，开始陆续接待重要外宾来访。10 月23日上午9时，瑞典皇储及皇妃偕同公使与公使夫人、安迪生等9人来馆参观，历史博物馆主任徐协贞与馆员袭善元、罗黼负责接待。参观过程中，裘善元担任翻译，首先带领皇储进入第二陈列室（展出金玉），工作人员均逐一开柜展示，皇储每看一件文物即详细询问来源，其中有一尊北魏铁质佛像，上镌有“阿”字，皇储问是何意义，馆员罗椭答为“印度文总持一切之谓”。参观完这一陈列室，皇储感叹：“中国玉石为世界之冠。” 之后，来到第三陈列室（展出碑刻），皇储对北魏光林寺静妃造像、西魏比丘尼造像等数次称赞，徐协贞主任将部分石刻拓片赠送给来宾。在参观第 五陈列室时，皇储最为赞许，认为系博物馆中展品的代表。参观完十个陈列室，皇储又在午门城楼绕行一周， 并拿出相机拍照。 皇储一行于当日下午13时5分出馆， 临行时对馆员裘善元表示：“贵馆洛阳、巨鹿所掘古物，最堪宝贵。”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并策划举办开幕展览，使其很快成为当时开启民智、普及科学知识、丰富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开馆当月，博物馆参观人数即达45020人次。至1926年11月7日止，开幕展览共计接待观众185714人次，占当时北京全城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日平均参观人数为 6404人次，可谓盛极一时。11月8日，因“双阙巍峻，殿宇高寒，冬季参观，殊多不便”，展览暂停开放。因为藏品的增加及天气逐渐和暖，根据安排，“历史博物馆春季展览会”于1927年4月6日如期到幕，这是继1926年开馆展览之后而向社会开放的第一个定期展览。此次展览至4月10日止，展出时间为每日下午l时 至5时，每张参观券收大洋l角，以 使更多的普通观众可以来馆参观。“历史博物馆春季展览会” 在展品方面有如下几个亮点：（1）戊戌政变奏本，包括康梁六君子、孙家鼎、张荫桓、王照等人撰写的几十份章奏，均被各当事人认定为原件且加以题跋；（2）展出外交部移送给历史博物馆的国际会议旧印，包括驻外出使大臣、海牙和会、太平洋会议等许多重要的废印；（3）博物馆正中殿东面展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印”（形四方，约5寸，铜质，纽作交叉状）、指挥使长方铜印和秘书厅的方铜印3颗；（4）除“戊戌政变奏本”外，新增加各种奏折，包括“洪承畴经略西南密揭帖”等。由此看来，定期展览展出了大量新征集的近现代文物，且展品均得到细致且科学的考证。“历史博物馆春季展览会”结束后，博物馆便开始着手制定《长期开放办法》。4月14日，《长期开放办法》向社会公布，规定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1时至5时为开馆时间，参观券仍旧只收大洋1角。据统计，截至1927年年底，历史博物馆展出陈列品为2600余件，其中包括中外各机关和个人寄陈物品700多件。 此外，配合展览的模型及图片有模置古器物18种，自制历史图表30多种，历代疆域大模型8种，各种古迹、古物影片1000多种，幻灯片（博物馆风景、器物）全份。在展览设计方面，历史博物馆参照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美国斯密苏尼恩博物馆的方式，展品说明为中英文并用。国立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之后举办的定期及长期陈列，立足于阐扬文化、 开启民智”的功能定位，凸显出现代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进而彻底打破了原有文物的封闭性与神秘性，使普通民众有平等享有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能。这既是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本质要求，也是博物馆展览工作的有益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博物馆展览制度的创建与成熟提供了借鉴。随着展览影响力的扩大，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品征集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征集来的物品被及时地补充到陈列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博物馆专业水平的提高与发展。为庆祝1928年新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于该年1月1日至3日开馆，从4日起，暂时停止展览，整理内部并预备春假时再开放。至4月1日起，博物馆决定以后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按时开馆，券价照常。当时中央公园专门开放东角门，添设历史博物馆卖券处，以便观众前来参观。此外，博物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开放时间，如当时因天气逐渐变热，观众上下城楼尤感劳苦，自6月2日起将参观时间改为上午8时至12时，同时中央公园也开放东侧门，以便观众来往。据相关文献记载，1928年6月，博物馆有7个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共计展出870件常陈物品，具体包括：（1）第二陈列室，展出134件常陈物品：（2）第三陈列室（刻石）， 展出65件常陈物品；（3）第五陈列室，展出367件常陈物品；（4）第六陈列室，展出72件常陈物品；（5）第七陈列室，展出27件常陈物品；（6）第八陈列室，展出204件常陈物品；（7）第十陈列室，展出义赠飞机1件。随着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紫禁城内出现了三座博物馆并立的局面。1914 年10月正式在紫禁城前朝部分对外开放的古物陈列所，是北京最早开放的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座宫廷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创造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多项第一。但1925 年10月10日占据紫禁城内廷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古物陈列所的地位和影响开始受到削弱。对于这三座博物馆来说，如何增加展品及馆藏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尽最大可能吸引民众参观，就显得尤其重要，由此引发了对所属文物的诉求。古物陈列所与国立历史博物馆对于午门的争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1930 年1月2日，古物陈列所突然开启午门正门售票营业，并于1月至2月，从公历元旦至旧历春节间三个时段，即1930 年1月2日至1月5日， 1月11日至1月15日，1月30日至 2月5日，共开启午门16天。为招揽客源，古物陈列所甚至在午门两旁横贴标语如“一毛钱可以游览三大殿”、“快逛三大殿只卖一毛钱”等等，还派警役立于门外，叫喊游人，说“三大殿就是金銮宝殿，一毛钱逛金銮宝殿真便宜” 等等，于古都古迹不相符合，有碍观瞻。此举引起了午门的使用者及管理者——历史博物馆的诧异和不满，在1月2日午门首次开放的当天，历史博物馆即派员与古物陈列所交涉。之后，历史博物馆致函中央研究院（1929 年8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由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请其向内政部交涉解决。同时，历史博物馆以“午门洞开，防范必须周密”为由，自1月4日起停止参观，关闭端门中门，“将午门陈列室栏外加拦铁栅，其马道下低矮墙垣，亦均用铁丝拦起”，于午门前栏起绳索，封锁午门。历史博物馆之所以对午门开启一事如此紧张，甚至采取非常规手段，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历史博物馆迁入午门、端门一带后，以午门城楼上为陈列室，城下两廊为储藏室，午门三门封闭后，以端门为正门，左右阙门为旁门，从端门到午门的中间区域就成为封闭的院落，午门无异历史博物馆的后墙。午门若长时开启，历史博物馆失其院落，“事将无从维持”。古物陈列所不顾历史博物馆的反对强行开启午门，主要是因经费紧张，为增加售票计。古物陈列所成立后，参观群众自东华门、西华门出入，但人流有限。1928 年，为便利嘉宾参加在太和殿或太和门举行的北伐胜利庆祝大典，午门正门曾开启一日，民众蜂拥而至，人流如潮。古物陈列所看到了增加观众的希望，于同年9月30日派代表李贻燕等即持函到历史博物馆，要求开午门售票。当时提出的理由是，午门关闭使得两馆交通隔绝，游人为方便，参观过历史博物馆后，“至有跳越午门后铁栏而至本所游览者”，因此提出将午门开启，并在该处由古物陈列所设一处售票室，以方便游人随时购票参观。历史博物馆由裘善元主任出面接待，申明午门开闭与历史物博馆的利害，但古物陈列所以“经费困难，收入薄弱，力请博物馆量为赞助，要求于开馆日期准辟午门后西铁栅门，为彼方售票，以益收入”。裘善元考虑古物陈列所难处，遂慨允照办。从当年双十节开始，每于博物馆开馆日期，陈列所即依约定在属历史博物馆范围内的午门后西铁栅门售票。但在西铁栅售票，游人仍须绕经午门城楼始可入览，这种不方便必会影响一部分人流，这是古物陈列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才有了1930 年1月开启午门之举。在古物陈列所强行开启午门之后，历史博物馆一直积极奔走协商，希望妥善解决。1930 年1月8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自开封刚一回到北平，便亲赴古物陈列所面访协商此事,又于1月10日，再命历史博物馆郭建勋赴陈列所重申前义。待1月16日古物陈列所关闭午门后，17日傅斯年再赴古物陈列所交涉，并于1月19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谈判。针对古物陈列所为增加售票开启午门的主旨，历史博物馆在既能维护自家院落，又能使古物陈列所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其一，在博物馆开馆日，开启东铁栅门为陈列所入口，陈列所将票面交由博物馆代售，这样可以避免此前在西铁栅售票，游人需绕经午门城楼入览的不便；其二，若古物陈列所同意在东铁栅售票，历史博物馆情愿不开馆，让陈列所独自在铁栅售票，使其多吸收票价。这两种方案，于博物馆实属委曲求全了。对这两个解决方案，古物陈列所并不满意，又相应地提出了附加条件，即古物陈列所要自行在掖门口售票，或在掖门外设一岗位。但掖门为博物馆陈列室入口，较之午门正门更为重要，而“加岗一层势同割让”，也不为历史博物馆允许。这样，双方半月来的交涉未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不久，古物陈列所采取了更为极端的举动。1930 年1月29日，在得到内政部“午门启闭向由该所管理，原案具在。仰即据理力争，可也”的支持后，古物陈列所底气大增，致函历史博物馆，认为历史博物馆为保护午门旁铜炮而设的铁丝，是 “有意妨害本所售票，阻碍民众交通”，要求其将午门前绳索另行挪移。对此要求，历史博物馆强烈反对，认为此种要求“系属有意侵犯管辖”，“坚不挪移，并在门口加布带刺铁丝网一层”。1930 年1月30日，得知历史博物馆不会自行撤去绳索，古物陈列所遂强硬派人剪断午门前绳索，“即时开启午门正门，设桌售票”。之后致电内政部，称“职所迫不得已，业将当门铁丝及绳索撤去数尺，特先奉闻” 。对于古物陈列所的做法，历史博物馆呈文中央研究院，称其“一味高压，不顾公理⋯⋯蓄意侵占，甘冒不韪”。1930年2月1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信前内政部总长樊象离，陈明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纠纷原委，请内政部公正执事。在多方压力下，1930年3月26日，内政部训令古物陈列所，“提议两种解决办法，是否可行”。虽言“令饬就近据理商洽，解决办法呈部核夺”，实则承认了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监管权。这一因午门开启引发的纠纷才最终落下帷幕。午门城门开启的纠纷，关键在于午门城门的所有权问题。1917年，教育部和内务部会商后， 1918 年7月，历史博物馆奉教育部 52号令迁入午门。对于迁入午门的历史博物馆的管辖范围，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存在分歧。古物陈列所认为，据当时两部会呈“将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拨归教育部，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认为当日拨用者明明为两门楼，历史博物馆管辖的范围应仅限于午门楼上、端门楼及端门内东西朝房。而且，两部会呈中称午门正面三门向为古物陈列所的“职所”。南面正门十馀年来由古物陈列所管辖，城门钥匙也由陈列所掌管。所以午门正门由陈列所主管，开闭与博物馆没有关系。对于这一说法，历史博物馆有更多更明确的反对证据。1917年1月8日两部呈文将午门、端门一带划归教育部后，同年1月26日，两部开始交接工作，对房屋及储存书版进行移交。点查后，于1917年 2月16日咨文内政部，“其午门正门三座，并应一律扄闭，藉清界限”。关闭午门是有据可查的。至于午门钥匙不在历史博物馆处，并非博物馆未接收，而另有一段缘故。两部点查完毕后，教育部即为索取各门锁钥，于1917年2月16日咨文内政部，“内开查午门、端门，既午门前东西朝房，前经派员会同点收在案，本部现应饬员前往，相度旧有房屋筹定修缮办法，拟请将端门、午门之左右掖门及城楼东西阙门锁钥移交本部，以便随时视勘”（同上）。当时各门由护军管理处管理，1917年2月24日，护军管理处答复教育部称，端门、午门、阙门等处锁钥均不归其经管，但查明并函复，午门正门三座锁钥归保安队（原该队驻在太和门），午门正面楼锁钥归内部庶务科，午门东雁翅楼左右掖门向无锁钥，午门西雁翅楼锁钥归古物陈列所，阙左右门、端门锁钥归拱卫军转交本木工程处。除午门正门三座锁钥为保安队经管，之后交付驻在太和门的消防队收管，为治安便利考虑，未予接收外，其馀门锁钥都已由教育部接收。午门正门三座锁钥后经消防队转交给古物陈列所。既然午门、端门一带门户完全归教育部收管并由其拨给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自当拥有午门、端门的管辖权。由此看来，内政部之所以在古物陈列所与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纠纷中不再坚持，实为无奈之举。国立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的三次纠纷发生于1927年至1930 年之间，而且三次纠纷都以古物陈列所的失败告终，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古物陈列所之所以在这三次纠纷中都没能取胜，除却法理，则与其筹建根源和背景有关。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北洋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倡立者朱启钤历任北洋政府高官，古物陈列所也因此得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成立的开办费就是北洋政府从美国退还庚款内拨出的二十万元。但也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物陈列所被南京政府打入另册，局面每况愈下。1928 年 6月，南京政府接收古物陈列所，开始改组机构、裁汰冗员、核减经费、清点文物。原来直属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古物陈列所，一度改为归南京政府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编制被缩减，所长改称主任，地位一落千丈，影响迅速衰落，从此与昔日的辉煌渐行渐远，并最终于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完全迷失于历史的尘埃中。1949年之后，午门城楼一直由历史博物馆使用。直至1959年7月新馆建成并于两年后正式对外开放，午门才作为旧馆舍被移交给故宫博物院。本部分内容引自李守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舍变迁史略》与《国博往事（三）：午门城楼的开放》、李万万《国立历史博物馆开馆后展览制度的累积》。二、 谢辰生与午门城楼保护1984年1月17日，相关部分召开会议，通知与会人员，决定将故宫午门作为迎宾的场地，并布置相关准备工作。会上，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历史博物馆张梦雷和文物事业管理局金枫相继发言表示异议，但并未奏效。当2月1日再次召开会议之时，通知了将午门作为迎宾仪式场地使用的正式决定。并布置了涉及文物局及文物保护的几项工作：1、 将午门城楼上的“午门”匾额换成国徽，在城楼上安装照明设施。2、 因午门前广场不平，不能铺红地毯，要求在4月平好。3、 将午门前的东西朝房和东、西阙门旁的部分房间改作休息室。4、 在午门前广场要树立两个永久性的旗杆。 其他一切陈设是活动的，临时用，临时布置。其后，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著名专家谢辰生致信有关部分，对此提出异议。其反对的理据是：午门外不是个迎宾的好地方，而是封建皇帝过去举行“献俘大礼”的场所。 据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如遇凯旋、献俘诸大典，皇上御午门楼行受俘礼”，“所以钦鸿贶、崇武功也”。而且举行受俘礼的仪式十分隆重，《大清会典》载其事颇详尽，每次受俘都是 “于先期，工部设御座于午门楼正中。至日质明，内大臣率侍卫咸采服立两观翼楼阶上，护军统领护军立阶下，均佩刀环”。“王公文武各官分班立，均与太和殿大朝礼同”。皇帝出宫时，要“鸣金鼓，奏铙歌”。待皇帝升座后，“受俘兵部官率将校引俘至金鼓下跪。兵部尚书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囚等谨献阙下。宣旨大臣宣制曰：所俘交刑部。”随即由刑部官械俘出施行。“将校引由天安门右门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各就拜位，行三跪九叩礼毕。乐止，礼成，鸣金鼓，奏铙歌。皇帝乘舆还宫。”乾隆平准部，底定回疆和平定大小金川，均在午门举行受俘礼，皆见于正史。《清史稿·高宗本纪》云：“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春月戊申，以西师凯旋。……丁巳，上御午门行献俘礼”即是一例。乾隆历次受俘皆有受俘诗。郎世宁著作《献俘图》，巴黎有铜版印制图片刊行于世。经过谢辰生的呼吁，有关部门终于取消了将午门作为举行迎宾仪式场所的决定。午门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以上部分引自《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但此后午门城楼并未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利用。2001年6月23日，午门前广场举行了“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这是有史以来在紫禁城内举行的第一个商业演出。此前的6月13日，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化艺术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故宫博物院提供午门广场，保证正常开放以外的部分作为演出场地，演出占用场地时间为2001年6月13日至6月24日，中国文化艺术公司向故宫博物院支付古建租借费、午门古建保养费、经营损失费、劳务费等共计人民币200万元。中国文化艺术公司于2001年6月13日支付100万元之后，拒绝支付其余款项。为此故宫博物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文化艺术公司支付剩余的10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共计人民币138万余元。2002年7月22日，此案正式开庭审理。该年9月和次年2月，北京市东城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中级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判决和终审判决，要求中国文化艺术公司向故宫支付剩余款项。引自《新闻背景：紫禁城与午门》（http://www.chinanews.com/2001-06-23/26/100132.html）、《故宫中艺为100万反目——“三高音乐会”遗案昨开庭》（http://yule.sohu.com/77/95/earticle164649577.shtml）、《“三高”演唱会场租纠纷终审 故宫讨回百万赖账》（http://www.86148.com/onews.asp?id=22920）。2004年10月10日，法国电子音乐演奏家让·米歇尔·雅尔在午门广场举行音乐会，他说：“午门前搭建的舞台是我亲自设计的，要体现出法国文化的浪漫与创新，又要保护好故宫的地面和建筑，所以我们用的材料都很轻且有弹性。舞台上将出现众多的几何图形的背景，圆形、三角形、菱形、圆锥体，这些几何图形在灯光的照射下将变换成各种颜色，风格十分简约。”引自《雅尔献艺午门 不忘保护地面搭舞台净用轻型材料》（http://ent.sina.com.cn/2004-10-08/0536524862.html）。三、 午门城楼的修缮与展厅设计1949年之前，曾于1930年、1938 年两次分别对午门的东西马道和西雁翅楼南北穿堂进行过维修。由于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对午门所有权产生的纠纷，故未能全力展开修缮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故宫博物院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召集各方力量对午门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维修保护。1954 年，故宫博物院会同多家相关单位对午门进行全面勘察。结果表明，当时午门正东吻下五架梁劈折，东北角梁劈折拔榫，东北、西北角童柱与双步梁间拉扯断裂，东北角梁附近后坡花架椽屋面有悬空下垂，两山面檩木歪闪，桃尖梁拔榫，承椽枋滚倾外闪，西次间后坡下金枋折断……针对这些情况，对午门建筑本身进行了全面抢险加固，将五架梁折断处下加立柱撑固，东北角梁劈裂处和山面歪闪檩条加铁活，内部童柱进行相应拉固。这次大修是建国后故宫对午门进行的首次修缮，为以后午门的维护提供了大量资料，积累了宝贵经验。1962 年，对午门进行第二次加固修缮。此时的午门，自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以来历经300 余年，大部分五架梁在瓜柱下最大弯矩处出现了垂直断裂，几乎有坍塌的危险。面对残损到如此程度的五架梁，当时的古建专家和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如采用通常的更换梁柱法，则需重新组装大木，添配大量椽望，而新换的构件与原有变形的构件难以协调，又势必会对建筑造成损害。因此，经过多番科学严密的论证，大胆采用了夹板式支撑椽架进行加固，通过改变五架梁的受力情况，巧妙解决了因五架梁截面小而承受弯矩过大的问题。50 年后的今天，午门城楼屹立如故，可见当时的加固方法满足了结构受力要求，科学可靠。此后自1973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平均每隔 5 年即对午门整体建筑进行一次勘察维修，其间或整葺雁翅楼，或重绘外檐彩画，或进行地面翻墁，或做栏杆、墩台修复，始终严格保证午门建筑的结构安全。2004年暮春，这是故宫“百年大修”系列工程重要项目之一的午门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范围主要包括城台、正楼、东西明廊及午门外东西值房等处。由于上世纪50 年代至 90年代末，曾对午门进行过数次维修，因此午门一区建筑整体布局基本完好，这次大修中对原有的木结构部分基本未做拆装更换。但午门正楼、东西明廊，以及马道、堞墙、宇墙、门洞、墙身、须弥座、城台地面等，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此次修缮即主要针对这些部分予以加固和维护。在正式施工之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程负责人员对午门做了详细勘察，进行精密的结构分析，制定出几套工程方案。通过对午门正楼大木的用材和结构验算，证明正楼大木结构处于稳定状态，梁架无需大修大动，只进行现状修复即可。对此，古建部主任石志敏、设计师吕小红谈到：“能小修的绝不大修，能修补的绝不更换，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这是我们施工的原则。”午门正楼的大木健康状态基本完好，但表面局部已见糟朽、开裂。此次采取粘接、镶补的办法进行修缮，外檐下架柱、槛、框装修重做地仗油饰。吕小红特别谈到施工的用料和方法：“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实施细则》，还有国际通行的《威尼斯宪章》等都规定，对古建的保护要以‘不改变文物原状’为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使用传统材料。”此次工程所更换的糟朽木构件，均以干洁无瑕疵红松按原尺寸、式样配制。制作中要求尺寸、式样准确，构件平直，榫卯周正，表面刮刨光平，经检验抄平无误后，始可安装。至于“地仗”的做法，也是严格按照油满、血料和砖灰的比例配制油料，再按传统工艺油饰而成，其间不容丝毫的偷工减料。午门的马道，原为军事防御所建，也是昔日帝王御驾登临举行仪式的上下通道，但因多年绝少行人，更无车马走动，已然渐生杂草。这次大修中将东西马道的杂草逐一清除，还喷洒了灭草剂，一段时间内可防止杂草再生。另外，马道的原有形制应为干摆墙身，但此次在前期勘察中却发现，东马道南侧城墙在先前修整时被砌成抹灰刷红浆，破坏了城台建筑的原有风貌。本着尊重历史，还原真实的原则，重新砌筑了干摆墙身，恢复了东马道的原有形制。如果说此番午门大修没有“上梁落架”般的大兴土木，瓦作石活也只是 “零敲碎打”，那么对午门正楼外檐彩画的全新油饰，则无疑是整个修缮工程中的最大亮点。午门一组建筑的外檐油饰彩画是1978 年重新绘制，至今已过 20 多年。油饰地仗局部开裂，大部分龟裂，油皮老化失光，彩画退色严重。这次进行彩画重新油饰，对于建筑的保护和美观而言十分必要。午门内檐彩画，至今仍为清初顺治年间所绘，属宝珠吉祥草样式。而其外檐彩画，历史上曾进行多次重绘，且每一重饰，都按时代要求和习惯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几百年下来，其原本彩画究竟是何样式已渐成谜团。众所周知，紫禁城的兴建依《周礼·考工记》而成，其中一廊一宇，一栋一柱无不因礼而来，契合规制。彩画在清代大体分为和玺、旋子、海漫、宝珠吉祥草、苏式几大类别。每类用于何种建筑，同类在同一建筑上如何表现，皆有章法，且等级森严，绝不能率意而为。午门作为宫城正门，又是京城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该不该应用最高规格的和玺彩画？又按照建筑内外彩画形制一致的原则，正楼的外檐彩画是否应同于其内檐的宝珠吉祥草样式？为寻找这些待解之谜的答案，故宫博物院会同有关专家多方研讨，详查史料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午门正楼外檐彩画的样式为龙草和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设计师杨红介绍：“为弄清历史上午门彩画的形制，我们和专家们查阅了大量史籍资料，还曾为此专门到沈阳故宫等地，了解清初建筑风格和彩画使用的规格特点，总之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目前的结论，主要来自于 1900 年日本学者在紫禁城拍摄的老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午门外檐彩画即是和玺彩画，且从照片上表现的彩画残损程度分析，其绘制时间至少是再上溯 100 年的清代中期。后来的 1922 年和 1934 年，瑞典人《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集》、梁思成先生《清式营造则例》中收录的午门照片，上面纪录的彩画为龙草和玺，但已焕然一新，做工又极粗糙，专家认为很可能是袁世凯复辟时匆忙赶制的。由此可见，至少在清代中期以来，午门正楼的外檐彩画就一直为和玺等级。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前期对午门的勘察发现，东北角亭枋子中心所绘龙纹属高等级的宝珠吉祥草彩画，这表明在清代初期，午门外檐很可能确与内檐一致，即同为宝珠吉祥草样式。但这些残迹为数不多，又没有史料佐证，已不足为修缮的依据。对此，杨红还特别作出解释 ：“顺治初年重修午门时，是清代国力相对匮乏时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兴建宫室，许多工程就此因陋就简。加之当时清朝初定中原，对汉文化的许多方面尚不甚熟谙，建筑中许多地方带有满蒙风格，这些都很难作为修复的凭据。另外，整个紫禁城前朝的主要建筑，外檐几乎都是和玺类彩画，如果午门为宝珠吉祥草，则未免显得不伦不类，与周围建筑不协调。而且，以清代中期的和玺彩画作为修复标准，也体现了故宫百年大修中提到的全面恢复‘康乾盛世’风貌的追求。”此次彩画的油饰过程，由20多人的施工队伍历时3月完成。对于彩画的工程质量，有着 50 余年彩画经验、现受聘于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的张德才表示首肯。他说：“这次午门上负责油饰的画工，大多来自河北易县，有过修复古建的经验，技术工艺方面也比较好，整个工程完成得不错。照我们的话说，没什么‘脏活儿’。”但对于施工中材料的缺乏，他也不无担忧：“就拿颜料来说，过去都是用的天然矿物颜料，颜色漂亮，久不退色。现在多是配制的化学颜料，看着鲜亮，时间长了就容易退色或起皮脱落。可是矿物颜料日渐稀少，又成本太高，目前已经很少用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彩画整体施工过程中，张德才担当顾问全面把关，并负责给午门彩画起谱子。所谓“起谱子”，是用炭条在纸上绘出所需要的画谱，实际也就相当于一般的“绘画设计”，这属于彩画作操作程序中的重要一环。“我根据设计人员的图纸和一些古代建筑的实例，进行丈量起谱子，画工在施工时照我的谱子作画。所以说设计人的意图能不能直接表现在建筑物上，全看这张小小的谱子如何‘传神达意’，因此我和设计人员的配合，就显得特别重要。”张德才如是说。因为被国立历史博物馆当作展厅进行内部装修，所以午门城台上各建筑的内部装修及陈设已难以修复为明清时期的原状，而适合当作展厅使用。2000年，故宫博物院开始策划午门展厅项目，提出了午门正楼内增建恒温恒湿展览厅的意向。午门展厅工程的前期研究及设计工作于2000年11月正式启动，2001年1月形成了最初方案，2002年1月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经过多次修改，于2004年6月完成最终方案。工程在2004年9月开工，2005年3月竣工。经过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呼吁，专家们的反复协调论证，当初拟在午门正楼内安装现代化恒温恒湿玻璃展厅的构想终成现实。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威斯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土木系和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等几个单位，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包括建筑、结构、空调、电气在内的整体工程设计。午门展厅是一座套嵌在大堂之内，面积接近 1000平方米、高约6米的巨大“玻璃屋” 负责工程设计的郎红阳谈道：“在午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地设计如此现代化的展览厅，是故宫博物院的突破性尝试。对我们设计者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午门正楼的建筑面积约有 1500 平方米，使用面积约 1085 平方米，是紫禁城内仅次于太和殿的第二大单体建筑。但扣除空调机房、气瓶间等设备用地，再留出必要的疏散通道后，实际可作展厅的使用面积则不足 750 平方米。在面积如此狭小、单一的展厅内进行工程设计，确实难度很大。而且午门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古建，在这里有一丝一毫的动作都要慎重，容不得半点差池。因此，郎红阳在设计说明中用大量篇幅、反复强调了对文物古建的保护：“新建筑构造的可逆性，对文物建筑的非遮挡，保持建筑风格的中性，是进行此项工程设计必须坚持的三大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大厅内部进行科学的技术处理，打造世界一流展厅。”所谓建筑构造的“可逆性”，是指新展厅的构件在结构体系、建筑构造处理、设备安装等方面，不对午门正楼原状造成任何损害。确保新建展厅是一个独立体系，不与文物古建发生任何硬连接。展厅内部离地面 6 米处安装了特制的中空夹胶钢化玻璃，用以显露大殿顶部的天花彩画。这种做法或许是对建筑物“非遮挡”原则的最好说明。正楼天花板上的彩画绘制于顺治四年（1647年），距今已历 350 多年，本身就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以玻璃吊顶的形式处理，可以使参观者随时仰望观览。如此一来，众多游人参观时呼出的大量弱酸性二氧化碳气体，也就不会对古建和彩画产生破坏。而在展厅外部，心思缜密的设计者同样考虑到了遮挡问题。“我们对一些电路的走线，也作了相应的隐蔽处理，绝不会因其遮挡外檐彩画而给观众带来视觉污染。”对于建筑风格上所体现的“中性”原则，郎红阳的设计将整个展厅的基调确定为透明或灰白色，在细部的材料使用上也尽量与文物古建拉开距离，使人为的玻璃展厅本身有“若隐若现”之感，而将午门正楼建筑当作整个展览的背景。在郎红阳的设计理念里，“淡化展厅本身的存在感是建筑师的最高追求。”午门展厅内的 16 根金柱，是古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间隔数米即有金柱相阻，使本就略显狭小的展厅再度被分割，无疑更限制了设计的发挥。然设计者对柱础的处理，可谓煞费苦心。首先，将柱础四周略做加高处理，使观众与金柱自然保持一定距离，利于古建的保护。在柱础底部安装上照型光带，更好地反映古建原有的结构体系。而又利用加高部分作为空调的出风口，更是合理地利用空间，达到了温、湿度均匀分布，净化、改善室内空气的目的。同时，“墙倒屋不塌”是中国古建的特点，金柱本身即有稳定建筑的作用，设计人员在玻璃顶与金柱相连部分，采用软连接手法，使二者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隙，从而确保整个建筑物的安全稳固。电气照明设备的运用，是现代化展厅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此次设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体现整个展厅的现代感，全部采用人工光，并选用对文物和展品无任何损害、显色性100%的光源。郎红阳对照明设备选用和安装的要求近乎苛刻。“因为午门展厅为多功能展厅，今后将在这里展出的都是世界珍品。为了适应和满足各种展品的照明要求，我们对所有照明设备都配备了调光系统控制光线的强弱。灯光的强弱和照明方式都会根据展品的需要不断变换，今后在展出书画作品和立体雕塑时，相信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照明效果。”至于灯具的安装，采用固定灯轨加移动灯具相结合的方式，轨道布置配合吊顶设计覆盖所有的展位。将灯轨安装在顶部玻璃之间，使灯光照射角度转换自如，又保证了展厅吊顶的完整美观。安装空调设备，已成为现代化展厅的必然需要，但在古建筑内装空调，既要做到保证参观者的舒适，又不能对文物和建筑带来不利影响，殊非易事。设计者将空调机房设置于午门正楼之内展厅两侧，力求在外观上不破坏、不影响建筑的原有风貌。同时在室内风道布置中，采用了地板静压箱送风和两侧风管回风的形式，避免对正楼顶部的视线遮挡，保持古建整体的艺术美感。恒温恒湿的设计标准对室内环境温、湿度的均匀性提出极高的要求，是常规设计手段难以达到的。对此，设计人员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数值模拟技术，对各种设计方案进行分析及评价，最终选定地板送风、侧上回风的气流组织形式，并通过调整柱础送风口和地面百叶送风口的送风比例，使其能够较好地保证室内热环境的温湿度均匀性，从而保证展品的安全。同时采用较低的地板送风速度，避免了“吹风感”，保证了室内参观者的热舒适性。以上部分引自孙悦《午门城楼修缮报告》。2005年，午门展厅的设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奖评委会创新大奖，评委会认为该项目在文物建筑——故宫午门内建造现代化展厅，在充分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使传统建筑空间满足现代国际展览的标准要求，突出了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是技术和设计创新的典范，更可作为解决其他类似问题的典范。引自《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设计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新大奖》（http://www.dpm.org.cn/classify_detail/159287.html）。2013年1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过去国家元首、重要来宾的车队直接将车队开进故宫太和门广场，对于观众正常参观秩序和对故宫的理解、观看完整性都有伤害。目前，故宫工作人员已经带头不能在任何开放区开车穿行，只能步行。对于未来的设想，他介绍说，来宾在午门前下车，看午门的整体，包括两边的燕翅楼。燕翅楼以前藏的39万件文物移交给国家博物馆。将来午门和燕翅楼组成一个大型的博物馆区，将成为“地上的天宫”，外边保持原貌，里边成为专业展览馆，承担一些重大展览项目。故宫90年院庆将推出一些重要的大展，届时将正式启用燕翅楼。2013年9月3日，作为“平安故宫”工程和故宫整体修缮工程的重要项目，故宫博物院开始对午门雁翅楼及崇楼区域进行保护维修及展厅改造，将午门建成故宫博物院面积最大、功能最全、规格最高的现代化展区。2015年10月10日，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紫禁城新增包括午门燕翅楼在内的四大开放区域，同时该处举办《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引自《“平安故宫”——午门雁翅楼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开工》（http://www.dpm.org.cn/classify_detail/181249.html）、《故宫博物院发展新格局 今年或将重提高峰限流》（http://news.artron.net/20130129/n305606.html）、《故宫博物院新增慈宁宫等四大开放区域》（http://bj.people.com.cn/n/2015/1010/c82846-26721489.html）。从展览设计上看，午门区域原有设计路线为西马道上下，参观路线是较为简单的出入口同一模式。正殿内部空间主要为四米高延墙通体展柜（展线七十八米）结合十二台独立展柜组成。原午门展厅的内装形式在当时也是有着独特的设计理念，由于传统木结构建筑并不是理想展陈环境，利用玻璃框架结构，在午门正殿城楼内搭建与原建筑隔绝的展厅环境。“玻璃房子”里的观众透过玻璃可看到原始建筑天花藻井彩画。这一设计使午门展厅成为故宫古建筑范围内，环境温湿度最为稳定的展厅。在十年使用中主要承接院内最为重要大展及对外展览。这次午门整体区域改造在开放面积及开放线路上有了重大的改变，从原有的午门正殿城楼一处七百五十平米，扩充到东西雁翅楼共三处，室内展厅面积总计增加到两千一百平方米。在路线上由原来的西进西出，改为了东进西出，与同时面向公众开放的东华门城楼展厅、东南角楼及城墙相连接。午门展区为东马道上行，右转首先进入东雁翅楼参观，然后进入午门正殿，再入西雁翅楼，参观结束由西马道下行，离开展区。在进入东马道入口处时，观众也可以左转选择沿东南城墙进入东南角楼及东华门展区参观故宫古建展。在保证东华门展区与午门展区连接的设计要求下，这个路线是较为合理的。东马道登上午门展区，观众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己的参观线路，东侧为东华门展区、西侧为午门展区。当然，两个展区都为单线参观，不可双向往来，这样设计是为配合参观人数控制，便于人员疏导，以确保观众安全。午门正殿室内空间基本延续原有设计方案，不做过大调整，只在局部空间加以改善。东西雁翅楼为对称式设计，为三米高延墙式通柜及中心独立柜组合。在色彩的选用上，午门展区的三个独立展厅内部空间色彩规划为正殿深红色，东西雁翅楼为深土黄色。决定使用这两种颜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红色与黄色是故宫建筑群最主要的颜色，能代表故宫在公众中的普遍印象。午门城楼原始建筑内延装饰也是红色，正殿使用红色作为内墙色彩符合原始建筑视觉记忆，充分体现展览设计尊重古建原貌的基本设计原则。根据中国传统五行思想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排列方位，各有对应的颜色代表。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其中，火居前暨南方，主夏，神为朱雀，色为火红。且依据相生关系火生土，土为黄色。因此，紫禁城主南方的建筑午门正殿选用红色，而东西雁翅楼选用黄色是有一定理论依据和符合故宫建筑特点的。午门正殿原使用米白色织物软包岩棉。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织物表面灰尘不易清理，浅色系饰面不耐脏、不易保持清洁，浅色系饰面比较明显，与展柜内部文物展示区色调“争夺”观众视线。设计采用这两种色彩时，并没有完全照搬故宫红墙及黄琉璃瓦颜色。而是在色彩的纯度及明度上有所降低，使用的颜色不“跳”出整个展厅内部环境，不影响文物展出效果。引导观众视觉观察顺序，先看到柜内文物，再是展厅内部环境。在光线运用上，午门正殿保持原有灯光轨道布局，只对灯具及轨道进行更换。设计的重点在以下两点：（1）如何改善序厅通道的照明效果。序厅处位于展厅大门，在开放时间作为展厅入口需要保持打开状态，控制入口处自然光（照度五千勒克斯）的进入十分困难。而展厅内，为文物安全考虑灯光照度又必须控制在三百勒克斯以内（光线较暗）。入口处与展厅内光比过大，容易引起观众进入后视觉不适。连接两个空间的序厅通道是唯一的过度空间，如何使它起到过渡序厅亮度与展厅内亮度的作用，让人的视觉尽快适应由亮到暗的光线照度变化，是灯光设计的重点。序厅通道处是一个两米宽十米长的狭长空间，观众正常通过时间在五至八秒之间，在这短短五秒时间里需要让观众适应光线变化，同时必须兼顾照明功能及视觉效果。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将照度控制在自然光与展厅内灯光照度之间即可。可是这样不能满足灯光的艺术视觉效果。因此，需要在整体控制通道空间照度基础上使用重点照明加以视觉引导，营造展览主题氛围，使观众在正式参观之前有一个「预热」，起到由外到内的视觉转换过程。（2）如何通过灯光更好展示原始天花藻井彩画。午门正殿自二〇〇五年正式启用，展厅设计理念最大亮点为“玻璃天花”，其核心思想是在午门正殿城楼内建造一个透明的玻璃内壳，即保证了现代展厅的环境控制要求同时满足观看原始建筑的需求。为了保障展厅内灯光的照度控制要求，采用了完全人工光控制方式，因此天花照明也全部采用人工光控制，其色温可由三千开尔文至五千开尔文无级调控，也意味着灯光可以渐变式模拟日光从早至晚的变化过程。如能实现人工光模拟日光全天变化效果将更加真实再现原正殿彩画色彩视觉感受，有利于提升展厅整体视觉效果，而这也更加接近遗址博物馆对文物建筑本体视觉记忆保留的基本原则。引自《“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展厅整体形式设计构思》。本文主要依据现有资料，梳理1911年至今对午门的保护与利用。当然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午门的修缮与展厅设计，仍然有待于修缮报告的问世，才能做出更为详细地描述与介绍。图1：午门城楼1。 图2：午门城楼2。图3：1926年被用作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所的午门平面图。
2018-08-21
《海淀古镇风物志略》
海淀镇在北京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海淀是湖泊的俗称，因为这里历史上泉流水田散布其间，俨然一派江南景色，故而得名。海淀最早见诸于历史的记载，被称为“海店”。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金中都有一条自古以来逐渐形成的大道，向北直出古代的居庸关，越过八达岭，直上蒙古高原。这条大道出中都正北门通玄门后的第一站，就是“海店”。它虽然地处台地之上，却旁邻富有江南水上风光的低地，享有水产饮食供应上的便利，且距城只有二十里，正是商旅歇息的理想地点，因此被称为“海店”。随着元大都城的兴建，原来从中都北上的大道也就相继东移，终于形成经今清河镇、沙河镇和昌平城，转而西北，出居庸关的道路。因此元朝以后，最早见于记载的“海店”就失去了它在南北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反而以水源见称的“海淀”一名流传下来。因为海淀独特的水上风光，使这一地区成为北京近郊营造园林的好去处。明代在此兴建清华园和勺园。清康熙中叶在清华园遗址的基础上兴建畅春园，继而又兴建圆明园、清漪园等，形成以“三山五园”为核心，若干附属小园林散步其旁的格局。随着“三山五园”的兴建，海淀镇也迅速发展起来。它既是通向皇家园林区的门户，又是为其服务的中心集镇。雍正时期在北京紫禁城内设有军机处，在海淀镇上亦设有军机处。海淀镇上还有御园的中营副将衙门、畅春园守备卫衙门、中军参将公所等。随着雍正、乾隆年间圆明园成为常年临朝听政的中心，海淀镇也就更加繁荣起来，老虎洞形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商号多达百余家，海淀特产“莲花白酒”，闻名京城。而灯笼库一带则逐渐形成达官贵人的居住区。1860年和1900年，“三山五园”遭受到英法联军以及八国联军的破坏，导致海淀地区水源等生态环境的破坏。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两座校园的建设，则是园林遗址利用的新起点。上述三段引自侯仁之、岳升阳《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1999至2000年间，由于北四环以及中关村西区的建设，原海淀镇的单位和住户被搬迁到其他地区，这一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宅院、古建筑等亦被拆除，胡同亦因之而不复存在。《海淀古镇风物志略》（以下简称《志略》）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海淀区政协组织编写的，目的是要为这座古镇留下了最后的文字、影像记录。书中所谓“海淀古镇”，大体上相当于如下的范围：北至北京大学未名湖，南至海淀南路，东至中关村大街，西至苏州街及颐和园路沿线。《志略》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海淀镇的历史及沿革》；第二部分主要记录海淀镇的文物古迹，包括第二章《海淀镇的园林与宅院》、第三章《海淀镇的胡同》，第四章《海淀镇的庙宇》；第三部分则讲述古镇的风土人情，由第五章《海淀镇的人物录》、第六章《海淀镇的商业、教育与卫生》、第七章《海淀民俗风情记》这三章构成。《志略》的主要价值在其史料性上，毕竟海淀古镇已不复存在，而该书对它的记录则是最为系统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志略》第二、三、四章对于古镇的园林、宅院、胡同、庙宇的介绍是全书价值最高的部分。书中记载的二十余条胡同，已全部无存；十九处宅院或园林，目前只有礼亲王邸园（即乐家花园，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萨利宅院（迁建，现为羲和雅苑饭店）、彩和坊李瀛洲宅园（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潮江春饭店）三处尚存；庙宇方面，《志略》所记共计二十六座，如今仅双关帝庙、火神庙、清真寺、恩佑寺、恩慕寺五处尚有遗迹可寻。经过上述粗略统计可知，《志略》记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物古迹已不复存在。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现在或将来的人们认识这些胡同、宅园、庙宇的最为基本的文献。对于每一处古迹或胡同，该书的作者除去叙述其历史沿革以及现状之外，亦能够澄清一些传闻之误或对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考证，提出自己的论断。比如对于军机处胡同之得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军机章京退班后居住之所的“外直庐”，一种认为是军机大臣办理枢务之处。作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在清代不同历史时期均成立，在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军机处的含义为前者；清末至民国初年，则是因军机处设在集贤院而得名，符合后一种观点。又如彩和坊24号院，作者指出：“宅院是李莲英出资兴建的，给其胞弟居住，旧时李莲英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镇西碓房居胡同，多少年来相传李莲英在这里居住是有误的。”由《志略》对于上述诸多历史遗迹的记载，我们亦可看出上世纪后半叶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不少庙宇在中关村西区建设之前，已经由于扩建道路等原因被拆除。例如清梵寺于1968年被海淀商场所占，遂荡然无存。药王庙于1991年时因扩建白颐路而被毁无存。这一类事情，想必在北京市乃至于全中国屡屡发生，不仅仅是海淀，因而无须多言。笔者印象较深的倒是《志略》中的如下记载： 80年代老虎洞小学在拆真武庙大殿时，笔者在庙中渣土发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赵永麟条呈时政弊，而忠诚捐躯事，并褒奖历史经过的碑刻四方块，当即将此碑拉回放在区委院内，几天后此碑被人偷运走，因碑文内容未拓，今已无法如实介绍。再碑刻被学者发现，且已运送至保安相对严密的区委院内。但有关部门仍然不能认识到石碑的文物价值而加以保护，致使其被盗运，下落不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无视文物的存在！书中记载的一些风土人情，颇能反映海淀镇的历史，还有一些则生活气息浓厚，生趣盎然。例如老海淀“穷老公，病和尚，育婴堂里的没娘儿”，其中的“老公”即“老宫”，是对于太监的蔑称，反映出他们与海淀的不解之缘，像早已消失的南海淀老公义地，老公出资开办的西大街仁和酒店、老虎洞路北的当铺等。又如昔日每至夏季，海淀镇附近玉泉山下柳浪庄上生产的各种河鲜纷纷上市，其中就包括水菱角。稻农将鲜的直接上市，老的用锅煮熟，用鲜荷叶包好，每包八至十个不等，然后提着盛放它们的柳条筐，喊着“鲜菱角来买，老菱角嗷”沿着大街小巷叫卖。这一幅画面，极具生活韵味。尽管《志略》全方位地为我们展现了海淀古镇的面貌，然而，或许是由于时间紧迫等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该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首先是图片方面。编者既已知晓海淀古镇即将不复存在，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全面地对古建筑进行拍照、测绘。具体而言，每一座庙宇以及宅院都应绘制平面图，每一幢建筑都应拍照并绘制其正立面、侧立面的图像。但《志略》在这方面做得显然不够理想，这严重影响了它的史料价值。比如在编写该书时尚存的庙宇中，火神庙、双关帝庙、基督教海淀堂、小龙王庙四处有平面图或测绘图，永通寺、真武庙、观音阁仅有照片。园林与宅院这一部分则更加不尽如人意。例如萨利宅院，《志略》收录了平面图以及厢房立面的测绘图，为何正门、正房以及游廊等没有测绘图？又如鸡鸭佟宅院，只有大门的平面、立面及纵剖面图，编者似乎只为这一座建筑做了测绘。它被认为是“京西一处典型清式宅院，对研究清式建筑，有一定历史参考价值”，这样一座重要的建筑，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此外，几乎每一座宅院或园林，均用类似于沈源、唐岱《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那种工笔彩绘手法绘出全景图。这种方式，虽然较为形象，但毕竟带有一定的写意成分，在客观性上不如用墨线画出的平面、立面图。图版部分，一本十六开的书，每页六至九幅照片，一页有如此之多以至于照片过小，不利于读者清楚观察每一座建筑物的细部。其次是部分段落语言风格的不恰当。《志略》是一部客观严谨的学术著作，叙述上应当避免口语化以及空洞无谓的议论。不过，该书却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例如以下这句：“在莺房南口建五道庙一座，至今有一住户家南墙基，还用昔日庙基花岗岩条石呢！”最后一句“……呢”过于口语化，不适合出现在《志略》这种类型的书中。更有甚者，则是下面这段： 中华民族是有承袭传统的民族。当祖业在历史上消灭后，子孙们又在拼命地追求，企图寻找回来。先人所做的只要对社会发展有贡献，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就应该肯定，今天不能否定昨天，儿子不能否定老子，孙子不能忘记祖宗。冯宁母亲的墓碑终于保留下来，冯宁的亲手画和使用过的笔砚终于保存下来，对其子孙来说，这是大敬大孝；对国家来说，这是珍贵史料。 文物能够历经磨难保存下来，只要写“冯宁的子孙出于对祖先的孝敬，将他母亲的墓碑以及他本人的绘画、使用过的笔砚这些珍贵史料保存下来，值得肯定”一句就足够了，不必再大加议论，甚至联系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上来讲。而“先人所做的只要对社会发展有贡献，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就应该肯定”一句则文辞不通，“儿子不能否定老子”云云则极其粗鄙，不堪入目。凡此种种，折射出撰写者文化素养的欠缺。最后，是体例的不统一等编排问题。书中所收录的侯仁之、岳升阳《海淀镇与北京城》以及岳升阳《海淀的环境与聚落》两篇文章均为学术论文的形式，引用《日下旧闻考》等资料均在文末加上注释。然而，其他部分却没有一条注释，即使在它们引用《日下旧闻考》的时候。《志略》的文章成于众手，编者只是按照既定次序将它们汇总到一起，而忘记了仔细核对资料，为每一处引用加上注释。此外，该书第215至216页，介绍“西直门到海淀——拉啦”与“黑灯影的鬼——跟上了”两句歇后语，在后一部分中，先是“西直门到海淀——拉啦”全文又重复出现一遍，然后才开始与“黑灯影的鬼——跟上了”有关的内容。如此明显的问题，在校对时都没有发现。以上这些，都是编辑过程中的粗疏不精之处。如果《志略》有机会再版，应予修正。从整体质量上来说，《志略》显得较为粗糙，逊色于稍早编成的《宣南鸿雪图志》以及后来出版的《东华图志》。作者虽熟知关于海淀古镇的种种掌故逸闻，但该书在图片、语言、体例等方面的问题体现出来的却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包括必要的绘图技术以及学术规范意识。不过，海淀古镇已经不复存在，《志略》毕竟完整地记录了它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意义。
2018-07-31
皇家园林——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郊沿西山到万泉河一带皇家园林的总称，包括：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等皇家园林，此外还包含皇家赐园、私家园林以及寺庙园林。自辽、金以来，北京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特征的山水自然景观。因此，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苑。乾隆时为增加玉河水量以满足京城用水需要，同时为防洪及发展西郊水稻生产，而大规模整治西山水系。河湖水系的改善为进一步开拓西郊风景园林建设打下基础。三山五园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清康熙二十六年畅春园营造完成，至清乾隆十九年万寿山清漪园建造完成，三山五园的建造达到巅峰，形成了驻园理政的格局，也使京西皇家园林集群的社会实用功能得到全面整合和完善。从地域上看，遍布方圆几十里的皇家园林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从皇家园林的功能上看，京西皇家园囿的理政、居住、休闲、游览等实用价值倍加完善。因此，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皇帝都把京西皇家园林作为居住生活和上朝听政的主要场所。三山五园以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在世界造园史上展现出灿烂的光辉。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是仅仅供皇帝玩赏的“景观”，而是体现着中国传统造园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它是帝王审美理念的集中体现，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以园林形态表现历史文化的活的史书。 畅春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畅春园全园建筑告竣。畅春园是清康熙皇帝在明朝李伟的“清华园”遗址上营造而成，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座园子，取“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达”的寓意，命名为“畅春”，并撰写《御制畅春园记》一文。据《日下旧闻考》所载，畅春园坐北朝南，园区南部为议政和居住用的宫殿部分，北部是以水景为主的园林部分。由此可见，畅春园当为京城西郊第一座兼有宫廷和游乐双重功能的离宫型园林。畅春园占地约900亩，主体建筑分为中、东、西三路，三路建筑各成体系，但又彼此相连：中路沿中轴线向内依次为大宫门、九经三事殿、春晖堂、寿萱春永殿、后罩殿、云涯馆、延爽楼、鸢飞鱼跃亭，亭北有丁香堤、芝兰堤、桃花堤、前湖和后湖；东路主要包括澹宁居、龙王庙、剑山、渊鉴斋、藏拙斋、太朴轩、清溪书屋、恩慕寺和恩佑寺；西路的主要建筑群有玩芳斋、无逸斋、关帝庙、娘娘庙、凝春堂、蕊珠院、观澜榭、集凤轩等景点。园西出大西门为西花园，有湖泊四处，湖边散落有讨源书屋、观德处、承露轩等建筑，为幼年皇子居住之所。据一位曾目睹过畅春园的官吏说，畅春园“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从中可以看出畅春园虽为皇家园林，但整体上仍然具有自然雅淡的特色。畅春园以园林景观为主，建筑朴素，多为小式卷棚瓦顶建筑，不施彩绘。园墙为虎皮石砌筑，堆山则为土阜平冈，不用珍贵湖石。园内有大量明代遗留的古树、古藤，又种植了腊梅、丁香、玉兰、牡丹、桃、杏、葡萄等花木，林间散布麋鹿、白鹤、孔雀、竹鸡，景色清幽。畅春园这种追求自然朴素的造园风格影响了在其之后落成的避暑山庄和圆明园(乾隆扩建之前)等皇家宫苑。畅春园还设有总管大臣、郎中以及总领等官职，用以对畅春园进行管理。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畅春园总管。畅春园是康熙皇帝为自己在京西修建的第一座大型“御园”，因这里“酌泉水而甘”，实在是养颐的胜地，所以除了要举行重大庆典外，康熙皇帝还经常在畅春园内听政，开启了清朝“避喧理政”的先例。据后人的详细统计，康熙皇帝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园内寝宫，凡三十六年，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三十六年间累计居住畅春园257次3800余天，年均驻园7次107天。最短者为29天，最长者为202天。可见畅春园在康熙朝的重要性。如今，畅春园遗址范围内分布有北达资源中学校和北大教工宿舍住宅区，以及北京大学畅春园新宿舍区。北京修建北四环路时曾发现了园门地基遗址。恩佑寺及恩慕寺山门于1981年被列为北京市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圆明园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海淀区东部。据《日下旧闻考》所载，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是康熙帝给皇四子胤禛的赐园，“圆明”取恪守圆通中庸，聪明睿智之意。清雍正帝即位以后，拓展原赐园，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将中轴线向南延伸，在赐园的南面修建宫廷区，严格仿照紫禁城中轴对称的形式，包括新辟的大宫门，还有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各府各衙门的值房，成为皇帝在圆明园“避喧听政”的主要建筑群；第二部分，将原赐园向北、东、西三面拓展，构建曲水岛渚，增设亭榭楼阁，这部分构成了后来乾隆帝御题“四十景”的主体。第三部分，修建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组群。清乾隆帝在位期间除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将长春园和绮春园并入，“？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期间，主要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至清道光时期，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仍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在清皇室150多年的创建和营造下，圆明园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誉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抢掠，并火烧三山五园，虽然，清同治帝欲修复，但终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它建筑。八国联军之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汇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集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在鼎盛时期，圆明园的建筑样式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可能出现的一切平面布局和造型式样：既有常见的单檐卷棚灰筒瓦屋面，朴素淡雅；又有宫殿式重檐琉璃彩瓦覆顶，金碧辉煌；既有一进两厢、二进四厢的规整院落，又有灵活多变的建筑组群；主要建筑类型包括殿、堂、亭、台、楼、阁、榭、廊、轩、斋、房、舫、馆、厅、桥、闸、墙、塔，以及寺庙、道观、村居、街市等，应有尽有；建筑形制千变万化，除常见的矩形、方形、圆形、工字、凹凸字、六角、八角外，还有很多独特新颖的平面形式，如眉月形、卍字形、书卷形、十字形、田字形、曲尺形、梅花形、三角形、扇面形，乃至套环、方胜等，可谓丰富无比。园内的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型、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加之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形象地描述：圆明园的建筑，形式变化较多，而且参差不齐，不落窠臼。它的每一座小的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制成的，像是随意安排的，没有一座与其他一座雷同。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在一览之下，就领略这幅景色，必须一点一点地仔细研究它。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为“禹贡九州”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圆明园福海之中的蓬莱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名蓬莱洲。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享台，“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并按“徐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名为“福海”。圆明园，乾隆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的园林杰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园林发展史上，都不愧为一颗璀灿的明珠。静宜园香山静宜园位于北京西北郊的香山，是清代的一座以山地为基址而建成的行宫御苑。清康熙年间(1662～1722)，康熙帝在游观香山的名胜古刹时，在香山寺及其附近建成“香山行宫”。清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弘历)初游香山，非常喜欢这里的山水，决定在香山行宫的基础上兴建一座山地皇家园林。清乾隆十一年建成，赐名“静宜园”，并御笔钦题静宜园二十八景。静宜园总占地面积为153.3公顷，周围的宫墙顺山势蟠蜒，全长约5公里；静宜园的营造使香山寺这座古刹、行宫自成体系的园林成为一座皇家的离宫禁苑。香山静宜园依托西山的层峦叠翠，与玉泉山及玉峰塔形成远近两个层次的景深，构成了京西皇家园林、乃至整个西北郊平原的底景。登山远眺，俯借静明、清漪两园的湖光山色，极目远眺京师万千景色一览无余，显示了北京西北郊整体的环境美。香山，是被誉为“太行八陘”和“神京右臂”西山的一条支脉，早在唐朝此处就已经建成了香山永安寺，到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在永安寺原址修建香山寺。至明代又有许多佛寺建成，但仍以香山寺最为宏丽，明万历帝亲笔为香山寺的来青轩题写匾额；此后，朝拜佛寺和游览山景的达官贵人、骚人墨客、信徒公众络绎不绝，香山因此而成为北京西北郊的一处风景名胜区。香山静宜园二十八景的建成，是静宜园基本建成的标志。乾隆皇帝对香山静宜园情有独钟，作有《静宜园二十八景诗》一组诗，抒发了对园内山丘风景的喜爱，经乾隆皇帝命名题署的有“二十八景”——勤政殿、丽瞩楼、绿云舫、虚朗斋、璎珞岩、翠微亭、青未了、驯鹿坡、蟾蜍峰、栖云楼、知乐濠、香山寺、听法松、来青轩、唳霜皋、香嵓室、霞标蹬、玉乳泉、绚秋林、雨香馆、胎阳阿、芙蓉坪、香雾窟、栖月崖、重翠庵、玉华蚰、森玉笏、隔云钟。清乾隆皇帝非常喜爱静宜园，几乎每年皆幸香山。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京师，无长途跋涉之苦，所以不受自然季节气候条件的限制，既可以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纳凉，也可以秋季观看香山红叶，冬季欣赏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西山晴雪。 静明园玉泉山静明园，原为康熙二十一年建成的玉泉山行宫——“澄心园”，于康熙三十一年奉旨更名为“静明园”；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始大规模地扩建，对原建筑群进行了重新规划与建设，在扩建后仍然沿用了旧名——“静明园”。“精明”二字意在形容玉泉山色，山水林泉风致，以“泉水、宝塔、山洞”称绝。玉泉是玉泉山的生命和灵魂。玉泉山“泉出石罅 潴而为池 广三丈许 名玉泉池”形成了十分壮美的自然景观。玉泉山地处翁山河香山之间，是西山东麓支脉上的一座小山，山形秀丽，林木蓊郁，两侧峰拱伏南北，状如马鞍，山上多奇石幽洞，随处皆泉，是北京西郊的风景胜地。玉泉山的风景建设，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金代。金章宗完颜璟曾在中都郊外开辟了两处风景游览区，在东北郊建了一座行宫——大宁宫，地点即今北海琼华岛；西北郊建了行宫芙蓉殿，即今香山玉泉山一带。“玉泉垂虹”(清乾隆时改为“玉泉趵突”)此时即作为“燕京八景”之一而闻名。明昌元年(1190)开辟了一条新河道，名叫“金河”，引玉泉山水向东南流入高梁河以补充大宁宫附近水量之不足。玉泉之水与玉泉风光一起受到文人雅士的赞美。如明人王英《玉泉》诗云：“山下泉流似玉虹，清冷不与众泉同。地连琼岛瀛州近，源与蓬莱翠水通。出洞晓光斜映月，入湖春浪细含风。道迢终见归沧海，万物皆资润泽功。”描述了当时玉泉水景的迷人。元灭金后，在中都东北郊另建元大都城。元世祖于至元年间在玉泉山修建了昭化寺。明英宗于正统年间敕建上、下华严寺于山之南坡，寺内及附近有华严洞、七真洞两石洞。华严寺以东250米有金山寺，旁有玉龙洞，泉水自洞内流出，既是龙泉。其上建有望湖亭，明末已圮毁。上、下华严寺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被蒙古瓦刺军烧毁。此外，山麓还有崇真观、观音寺。玉泉池旁山坡上有补陀寺，寺内有吕公洞，相传是吕洞宾往来之地。除去这些佛寺、道观、石洞外，还有看花台、卷幔楼等景点。清入关后首位皇帝福临在位期间就多次到此校猎和驻跸，并派太监进行管理，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修建玉泉山行宫，清康熙二十一年建成后，命名为“澄心园”；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更名静明园，此后就成为皇家独占的园林。至清乾隆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将玉泉山及河湖全部圈入园墙以内，乾隆十八年(1753)基本建成之后，玉泉山及山麓的河湖地段全部圈入宫墙之内，成为一座以山景为主兼有小型水景的天然山水园。园内经乾隆命名的景点有十六处，即静明园十六景：廓然大公、芙蓉晴照、玉泉趵突、圣因综绘、绣壁诗态、溪田课耕、清凉禅窟、采香云径、峡雪琴音、玉峰塔影、风篁清听、镜影涵虚、裂帛湖光、云外钟声、碧云深处、翠云嘉荫。乾隆二十四年(1759)全部建成后又增加十六景，即：清音斋、华滋馆、冠峰亭、观音洞、赏遇楼、飞云、试墨泉、分鉴曲、写琴廊、延绿厅、犁云亭、罗浮洞、如如室、层明宇、进珠泉、心远阁。乾隆五十七年(1792)，全国又进行了一次大修，此为玉泉山建设的极盛时代。静明园南北长1350米、东西宽590米，面积约65万平方米，园门六座。正门南宫门五楹，西厢朝房各三楹，左右罩门，其前是三座牌楼形成的宫前广场。东宫门、西宫门的形制与南宫门同。此外，另有小南门、小东门和西北夹墙门。园内共有大小景点三十余处，其中寺、观就占十所之多。许多石穴洞景也都与佛、道的题材有关，山上还建置了四座不同形式的佛塔，足见此园浓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设想，乾隆当年建园的规划思想显然在于摹拟中国历史上名山藏古刹的传统而创造一个具体而微的园林化的山水风景名胜区。玉泉山的主峰高出地面五十余米，如果按山脊的走向与沿山湖泊所构成的地貌环境，则全园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景区：南山景区、东山景区和西山景区。山坡南面为南山景区，是以玉泉湖为中心的全园建筑精华荟萃之地。南宫门内有两进整齐对称的院落。前进院落正殿七楹，名“廓然大公”；后进院落殿名“涵万象”，这组建筑是园内的宫廷区，北临玉泉湖，和玉泉湖的乐成阁及南宫门在一条南北轴线上。玉泉湖是园中最大的一处湖面，湖中布列三岛。玉泉泉眼在湖西岸，泉北有龙王庙，殿悬“永泽皇畿”匾额。龙王庙之南为竹垆山房，是仿无锡惠山听松庵而建的。西岸山坡上还有开锦斋和赏遇楼两处小景点及吕祖洞、观音洞两处洞景。吕祖洞前建道观真武庙，额书“辰居资佑”，南有双关帝庙，额书“文经武纬”。湖两岸的建筑群背山濒水，与山顶的华藏塔上下掩映，构成一幅动人的风景画。玉泉山主峰上的一组依山势层迭而建的一组佛寺建筑——香岩寺、普门观和仿镇江金山塔的形制的八角九层琉璃砖塔——玉峰塔，构成了南山景区的重点风景。香岩寺以南山坡上还有很多石洞，如刻有五百罗汉像的罗汉洞、供观音像的华严洞以及伏魔洞、水月洞、资生洞等，华严洞前建成了“云外钟声”一景。玉峰以东是裂帛洞，湖泉自石壁出溢为渠，湖西岸建观音阁，北岸临水有清音斋，东有心远阁，北为含晖堂，自成别具一格的幽邃小园林。湖水流经园东墙闸口注入玉河流往昆明湖。玉泉山东坡及东麓为东山景区，以宽10米，长22米的影镜湖为中心，沿湖环列建筑，构成一座水景园，北岸楼阁廊榭，高低错落、曲折围合。植物配置以竹为主，故景题“风篁清听”，湖东岸有船坞及水榭延绿厅，此景区即“镜影涵虚”一景，沿湖岸有分鉴曲、写琴廊，向南直达试墨泉。镜影湖北为宝珠湖，泉名宝珠泉，湖西岸有含泛堂、书画舫，游人可自此循山道登至山顶。山顶主要景点是妙高寺，寺后有锥形五塔名“妙高塔”，是园内另一制高点，又后为“该妙斋”。侧峰南面山坡上有愣伽洞、小飞来、极乐洞等景洞。“峡雪琴音”一景是跨涧架岩构筑的两进院落，是观赏山泉景观的好地方，附近山间还点缀着几座小型亭阁。西山景区即山脊以西的全部区域。山西麓的开阔平坦地段上建置园内最大的一组建筑群，包括道观、佛寺和小园林。道观东岳庙居中，坐东朝西，共有四进院落。第一进山门殿，其前是三座牌楼围合成的庙前广场。第二进正殿仁育宫，第三进后殿玉宸宝殿，第四进后照殿泰钧楼。这是一座规模很可观的道教建筑，据乾隆御制《玉泉山东岳庙碑文》的记载：“东岳为五岳宗，……去京市千里而远。岁时莅事，职在有司。方望之祀，非遇国家大庆及巡狩所至，未尝辄举。”而玉泉山位于京郊，“峰峦窈深，林木清瑟，为玉泉所自出。滋液渗漉，泽润神皋，与泰山之出云雨功用广大正同。……则东岳之祀于兹山也，固宜”。他认为玉泉山下出泉随地涌流，与泰山之“不崇朝而雨天下”具有同样的神圣意义，故尔应建东岳庙以便岁时祭祀，足见此庙的重要性了。东岳庙之南邻为佛寺圣缘寺，规模稍小但也有四进院落，第四进院内建琉璃砖塔。东岳庙北邻之小园林名“清凉禅窟”，正厅坐北朝南，周围亭台楼榭连以曲廊，随宜穿错于假山叠石之间。东岳庙之右，转东北沿山坡磴道盘行，当年“山苗磵叶，馡馥缘径”，这就是鸟语花香的采芝云径一景。清凉禅窟之北为含漪湖，湖的北岸临水建含漪斋和游船码头。自此处循山之西麓往北可达崇霭轩。这里环境幽静，观赏山间出没的朝岚夕霭最为佳妙，所谓“铺空白绵映带，时或清閟时疏旷；以之兴咏咏亦佳，以之散襟襟实畅”。含漪斋之东即园之角门，自香山经石渡槽导引过来的泉水在此穿水门而汇入于玉泉水系。角门外的石铺御道南连南宫门，往西直达香山静宜园。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南宫门外就原来的小河池开拓为高水湖，与早先开凿的养水湖连接，将静明园内之水经由南宫墙上的水关导引入高水湖，以灌溉附近日益开辟的稻田，高水湖亦藉水而成景，并拆卸畅春园西花园内的先得月楼迁建于湖的中央，命名为“影湖楼”。影湖楼四面环水，成为静明园墙外的一处以水景取胜的景点。登楼观赏玉泉山、万寿山以及远近的田畴湖泊，面面得景俱佳，正如乾隆所描写的：“玉峰塔影近窗外，万寿山光远镜中。”每当水关启闸放水时，放舟顺激流而下，也是很有趣的水上活动。乾隆曾赋诗以咏其事：“围墙命启闸门扁，顺水放舟势建瓴；顷刻湖心楼便到，影来远近列峰青。”咸丰十年(1860)北京西北郊诸园遭到英法侵略军的焚掠，静明园亦未幸免于难。园内建筑物大部分被毁，光绪年间曾部分地加以修复，西太后居住在颐和园期间经常乘船到静明园游览。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作为公园向群众开放，又修复了一些建筑物，湖光山色大体上完整如初，仍不失为一座保持着原有特色的行宫御苑。清漪园万寿山清漪园，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到清乾隆二十九年全园建筑告竣，而在清乾隆十五年七月，乾隆帝颁布御旨：“以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清漪园是京西皇家园林中最后一个营造的皇家御苑，与其他御苑的区别在于，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都是由乾隆的父、祖建设，乾隆帝改扩建而成的，清漪园则是基于自然山水格局，乾隆帝亲自规划与建设；万寿山清漪园是清乾隆皇帝造园思想和审美观的体现。万寿山清漪园的规划与建设，充分体现了乾隆皇帝的治国方略。在清漪园的规划布局中，前山正中以大报恩延寿寺为起点，依山势而延展到佛香阁、智慧海，标榜乾隆帝本人践行孝道的模范，弘扬以孝治天下的宏愿；前湖区的铜牛、耕织图、畅观堂等则体现出“重农务本、首重农桑”这一基本国策；后山区的四大部洲则是以藏传佛教寺院摩耶寺为规划设计蓝本，体现了清乾隆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态度。万寿山清漪园有别于其他四个园林。畅春园、圆明园是平地造园，有大量的水流，湖泊水面面积大，但是没有山，所有的山都是假山，且不是很高；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这两座园林则是山地园，真山真石，但水很少，没有大的水面。万寿山清漪园则不同，清漪园是真山真水，高山大湖，而且清漪园原来的基础人为建筑很少，除了功德寺和耶律楚材墓外空空一片。清漪园的营造是清乾隆帝亲自负责主题规划，样式雷负责具体设计，内务府和工部负责监督施工，通过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一个从动工到完工连续施工十几年，一气建成的皇家园林。清漪园突显出皇家园林的特点，前山、前湖区占地广阔、建筑宏大、色彩艳丽、质地考究，并且吸取了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舒适和宜居的风韵。万寿山东边的惠山园，就是一个南方园林的翻版，后山西面的几个小园如赅春园等也突出了南方园林的特点，南方园林的精巧、雅致与皇家园林的气派高度和谐统一，反映了其高超的造园艺术。长廊、西堤六桥，与高大的山体和广阔的湖面辉映相称、和谐统一，南边以湖为界，没有围墙，绣漪桥向南的一大片广阔田野，几乎被认作园内的景观，将园林无限扩大；西边是连绵逶迤的淡蓝色西山，玉泉山和山上黄白相间的定光塔倒映在昆明湖面，好像玉泉山和玉峰塔就是清漪园的组成部分，这种借景的非凡效果，凸显了清漪园的皇家气派。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全部破坏。清光绪中叶，慈禧太后修复此园，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完成，基本上保持了原清漪园的格局，至此更名为颐和园。
2018-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