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论

立足文学看桐城跳出文学看名家 ----评《桐城文派史》

读罢《桐城文派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作者江小角、方宁胜、朱杨），倍感惊喜：这是一部客观全面、志在创新的桐城文派研究著作。作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全景式展现桐城文派滥觞、初创、发展、树帜、鼎盛、中兴、转型、式微各个时期的风貌，彰显桐城文派在文学、教育、学术、事功诸方面的贡献与风采，为后人客观地认识、理解、研究桐城文派提供了史论结合的启示与借鉴。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时间跨度上，堪与有清一代相始终；涉及作家多，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所载，文学家有上千人之众；就地域而言，其发端于桐城，但不限于桐城一域，安徽、江西、江苏、广西、湖南、山东、河北等地皆有桐城派作家分布。学界对桐城文派的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成果丰硕。除了数以千计的单篇论文外，还有代表性专著十余部，然所论大多集中在少数有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上，没能立足于时代高度作整体剖析，往往顾此失彼，多有遗憾。该书则在卷帜浩繁的典籍中爬梳勾稽，溯本探源，从史的角度剖析桐城文派由盛及衰全过程，揭示其作为一个散文文派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的合理性、必然性，并对数十位重要的人物及其作品、文论思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述，其观点之新颖、资料之详实、论证之严謹，皆为前人所不及。通读全书，我以为有如下特点：首先，史脉明晰，持之有据。《桐城文派史》在“绪论”中将桐城文派发展分为初创、兴盛、末流三个时期，阐述其特点与作用，让读者了解桐城文派发展基本脉络。桐城派不仅留有大量的精彩华章，还有大体相似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主张，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郭绍虞先生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该书特别论及桐城文派别具一格的文论主张的传承及与时俱进的发展，认为“它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櫆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备。而这中间和随后的桐城诸家，都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以自己的才识，提出了或系统或零散的文学主张，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对桐城派文论的丰富与完善起到补苴罅漏的作用”。这确为不刊之论，提升了总体把握桐城派文论的史的轨迹。具体论述上，全书则分九章加“绪论”“余论”。史的线索更显清晰，逻辑勾联十分合理。其次，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作者除浏览现存桐城文派的典籍外，还广泛搜集、阅读桐城文派诸家诗文集及相关著作，注意挖掘新的材料；泛览明清笔记、名人日记与年谱、地方史志、家谱宗谱，爬梳勾稽，旁征博引，力求从中提炼新观点新论断，发掘平常不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如原存安徽省图书馆典藏部的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稿本），该书无疑对研究姚永概等晚期桐城派作家和中国近代教育史、近代文学史、安徽地方史，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除在论及姚永概及其交游时引用其中资料外，还设目专门介绍《慎宜轩日记》内容及其独特价值。通过阅读《寄鸿堂文集》及相关资料，将姚鼐弟子、曾与姚莹并称“姚李”的李宗传的文学成就作了详细介绍，弥补了前人著作之不足。通过对《晦堂书录》等史料的解读，使桐城狂士陈澹然的生平事迹与古文成就清晰呈现。以往的研究著作，很少关注论述对象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对那些个性鲜明却不为人知的作家，更是付之缺如。该书评介桐城派诸家的人生经历与文学贡献时，还关注他们在传统教育、方志编纂、学术研究、经世思想等领域的建树与影响；不仅聚焦人们津津乐道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吴汝纶、林纾、严复等代表性作家，而且将方以智、钱澄之等作为文派先声予以评述；将《桐城文学渊源考》不曾列入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作为对桐城派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古文大家，列专节论述；对范当世续弦姚倚云、廉泉夫人吴芝瑛也做了简要介绍。至于方苞弟子王又朴、雷鋐，刘大櫆弟子王灼等，姚鼐弟子李宗传，莲池书院的诸位俊秀等，也予以论述。这不仅体现出桐城文派的源远流长、气象万千，还将更多的桐城才俊对桐城文派的贡献逐一厘清，彪炳史册，弥补前人之欠缺。第三，论述精当，新意迭出。该书论述桐城文派之所以产生于桐城，或者说桐城之所以成为桐城文派的发祥地的原因时，弥补前人论述之缺憾。作者细数其原因：桐城山川灵淑之气的蕴蓄，崇文重教的传统，望族家学的传承，理学风气的积累、遗民气节的标榜，方以智、钱澄之等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巨子的出现等，都对桐城文派的产生作了最好的铺垫。而当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其众多桐城弟子后先相继，光大桐城文统，树帜清代文坛；张英、张廷玉利用自己崇高的政治地位，将“清真雅正”的钦颁衡文标准，通过政策引导和图书编选，为桐城派的文统张目，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即使桐城文派在清末民初日渐衰微之时，仍有桐城名家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人勉力撑持，声势犹壮。所论立足文学看文派，跳出文学看名家，多角度、多侧面地把握了桐城文派的兴盛原因，全面公允而令人称道。第四，方法多样，总体观照。该书还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历时性与共时性、时代背景与地域因素、个性特征与流派特色诸方面，探究桐城文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与传承方式。如第六章《鼎盛时期的桐城文派》，先是综述姚门弟子精英群体的形成，指明姚门弟子存在嫡传与私淑两大系统；其后，论述姚门弟子拓展桐城文派的路径，从内部与外部两条传播途径入手，再现姚门弟子为光大师门、赓续文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后根据姚门杰出弟子的主要建树，分论管同与刘开的文论贡献、方东树在汉学之争中的立场、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梅曾亮对桐城文派发展的贡献，对与姚莹齐名的李宗传也有评介，如此深入细致的论述令人拍案叫绝。此外，该书在评介刘大櫆时，并及阳湖诸子及其徽州、桐城弟子；着墨曾国藩时，论及湖湘学风与湘乡派；论及张裕钊、吴汝纶时，对莲池传人也作了详细分析。由点及面，互为补充，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桐城文派作家共同切磋，成就了不同凡响的辉煌。剖析得鞭辟入里，让人叹服。该书也客观地指出，桐城文派毕竟属于封建传统文化范畴，它从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产生，不可避免带有消极落后的成分。但它与历史上的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文派由于人数多、范围广、成就大，尤其是它上承唐宋文统，中拓自家田园，下与现当代切近，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联结古代文学与新文学的桥梁与纽带，特别是晚近一些桐城作家如严复、林纾自觉与时俱进，不断汲纳新思想，其现实影响并不随其退出文坛而消失，仍在现当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观点无疑新颖别出，给人耳目一新的启迪。我对桐城文派仅略知皮毛，虽曾主编过《桐城派文学理论研究系列丛书》，但面对如此厚重的《桐城文派史》，感佩之情由衷而发。该书使我更深入地了解到桐城文派的博大精深。我有理由相信该书的问世，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嘉惠学林，发挥积极的作用。该书无疑是桐城文派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此文原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年7月22日作者简介：吴家荣（1949-），安徽无为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长。近年来专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主编《桐城派文学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出版专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道教文化》。

2022-09-02

盛世中的幽灵——评读《叫魂》

与传统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相比，《叫魂》乍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Soulstealers : the Chinese social scarc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译本《叫魂-1768年中国巫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8版，译者：刘昶、陈兼）。不仅选择的主题与一般治政治史的常识相疏离，连它写作的内容与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我们所熟悉的习惯性结构。人们当然有理由提出疑问：这样一个在当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政治后果、对后来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的“叫魂事件”，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反映出政治史研究所关涉的重大历史主题？如果是个一般的历史学者，解读这个叫魂事件也许会手足无措。然而，孔飞力教授（ Philip A . Kuhn ）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将此一事件娓娓道来，演绎出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出色地分析出隐藏其后的历史行为结构及其意义。在阅读此书时，我们分明能够感到，这个距今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的幽灵并不仅仅隐身于字里行间，甚或依然就在我们身边时隐时现。“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时正当十八世纪中叶，即“康乾盛世”后期，四海升平，国势正盛。但是，和平的表面蕴蓄着重重的危机，中国近代历史悲剧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叫魂案”所折射出的历史深层结构正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表现，只不过当我们终于可以读解出它的意义时，悲剧已经发生很久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像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一样得意洋洋地宣称“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不仅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十八世纪人们的历史一样也没有，他们的表象未必就不是映射在历史之镜上的我们的映像。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社会主题一样，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人们首先关切的也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确保稳定感和安全感？正是由于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个时代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们才会在面对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时上演了各自版本的悲喜剧。孔飞力教授也正是通过对这么一场叫魂危机的解剖，把此一时代的社会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普通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的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身的行动。从戏剧学的角度来讲，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演出了。他们各自为是的表演把这场戏剧的情节搞得漏洞百出。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难道还有比他们更认真、更投人的历史戏剧演出者吗？人到中年的乾隆帝已稳固地统治了这个庞大帝国三十三年，他早已是经验丰富、老练成熟的最高统治者了。周边已没有敢于挑战的敌国，国内也无大的叛乱。皇权更是稳固得无以复加，何况还有标志着那个时代成就的经济发展与商业活动。所有这一切使得乾隆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幸运的一位帝。可是，乾隆帝也许根本无法有半点喘息的时间来体验一下自己的成就感与自豪感，帝国的安稳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统治者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事。因此，当叫魂案甫一映入乾隆帝的视野。他便凭自己一贯的政治敏感性判定：威胁帝国家全的幽灵终于露出了马脚。当然凭历史文献的表面记录，我们也许会说，乾隆帝所认定的这个幽灵的代表只不过是一群借助妖术意图谋反的妖党。无疑，乾隆帝对这批妖党的追剿是认真而严厉的，但是这群叫魂者根本不是乾隆帝心县由那众幽灵的本身而只是它的幻像之一罢了。帝心中的幽灵是那种破坏在他的意识中构筑的国家安全感的无形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游离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它恰恰位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此，孔飞力引出了《叫魂》中的第一个主题：帝与官僚，即专制权力与常规化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名义上，封建专制时代的君主有着无所不包的权力，但在事实上，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他根本不可能在没有一套制度支撑的情况下使自己的意图抵达社会基层。这个制度一经产生就与个体化的君主权力有着制约互动的关系，帝实际上并不可能为所欲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明万历帝可以惩戒任何敢于犯言直谏的官员，但他无法与整个官僚体制相对抗，在重大问题上，反而是他要常常作出妥协，即便是他个人的生活问题也时常无法自由地做出决定：他既不能立自己心爱的女人为后，也不能选定自己认可的儿子为太子。可怜的万历帝只有消极怠工来与整个官僚制度作无望的抗争。乾隆帝当然不至于混得像万历那般惨景，但在他狂暴地下达上前督促大小臣工缉拿要犯的时候，他也深深感受到了那种无奈。尤其令他大光其火的是，如果不是依靠另一渠道的秘密眼线，他甚至根本就不能知晓这个叫魂事件的发生！（中译本100一101页，166页）不过，如果认定作为官僚制度主体的官员们在某种主观程度上达成共谋而向上隐瞒事件真相的话，那就如同说乾隆帝有意识地利用这个事件整伤官僚秩序一样，是根本缺乏证据的一种想象。在叫魂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地方官们确确实实依据他们的知识背景作出了判断，按照孔飞力的说法，他们也许认为这纯属流言，也许觉得这只是民间的一种迷信行为，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或许真有其事，但证据并不充分而确凿。不管怎么说，《大清律例》中关于反妖术的条款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可知论的依据，使他们得以把案件从民间转移到官府大堂上并纳人常规化的规道，最终按照公文的正常运转方式将此事件消解于无形。浙江、江苏两省的地方官员正是如此这般对待那里起源的叫魂案件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上渎天听。然而，乾隆帝的反应是极为震怒的，祸患常积于忽微，何况这种妖术在剪人辫发表象的背后，焉知没有某种谋反的企图？事关社稷安危，官员们如何只希图平常了事？这一回的压力来自上层，只凭个人的力量，任何一位官员也无法应对。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所有牵涉到此案中的官员都行动了起来，以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为他们集体的安全构造一张权力之网，对帝的权力作出全面而谨慎的抵制。信息的控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权力，也能够表示官员们的安全程度。不仅帝有着绕过常规途径获取信息的方法，官员们看起来也同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获得有关上的信息。由此，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一些“事件”进行选择一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机会和利益，但是在他们这么做的同时，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与君主的意图并道而行了。山东巡抚富尼汉便是这么一个例子。孔飞力教授经过仔细地考辨后发现，在乾隆帝下达查拿罪犯的上谕的前一天（1768年7月24日，上谕下发时间是7月25日），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剪辫案的第一份奏折。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也许是富尼汉根据自己得到的信息而决定让这个事件浮出水面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是他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揭破了江南各省的隐情（那里的省级官员在叫魂案已发生了两个多月时间中没有一次向乾隆帝奏报过）,间接后果则制造了一个“飞去来器”，最终使他自身也未能从中幸免。富尼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系统的失败，在乾隆帝的压力面前，各省官员以花样更繁多、手法更隐蔽的方式来与之周旋。江西巡抚吴绍诗先是在奏报中忧心仲忡地提出警告，尔后又报告说已精心布置了一张严密的警网，可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江苏按察使吴坛是吴绍诗的次子，在查拿叫魂案犯不获的情况下，成功地揭发了苏州的两个教派一大乘教和无为教的活动，从而转移了乾隆帝因叫魂案而施加的压力。做得更绝的是湖广总督定长，他使本地区的官员们结成了稳固的统一战线﹣以人数赌他们共同的安全。当然，也有些笨家伙，例如河南巡抚阿思哈，他故作勤勉地追剿了三个月，只在他所管辖的两千万人口中抓到了二十五个微不足道的嫌犯，还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八人。他的花样被乾隆帝一眼看穿。但无论如何，这些步调并不一致的行动成功地实现了对君全权ガ的抵制。室于那些被处罚的官员，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山西巡抚苏尔德以及一批中下级官员，只不过是官僚制度在应付君主权力时付出的应有代价，作为一个整体，官僚集团依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乾隆帝的失败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幽灵感也不是毫无来由，官僚们的常规化权力使他时时脱不了自己将被内化为这部官僚机器的一个齿轮的梦魔。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非官僚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孔飞力指出，在中国社会中，君主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是扦格不人的，两者共存于同一套政治体制之中。没有君主权力，常规权力不能制定支配自身的规则；没有常规权力，君主权力也无法运用这套规则。二者只能随着历史的惯性一起滑落。不过，与君主专制权力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官僚们可以就此万事大吉。不要忘记在这场叫魂戏剧中还有第三类表演者：普通民众。这便是《叫魂》中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普通民众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战略位置。一般说来，很多人会认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与权力无关，尤其在专制时代，基层广大民众既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也与国家政治生活无甚关系，他们只是国家权力的一群默默无闻的受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民间社会的人们固然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却不是没有灵魂的、可以被任意操纵的木偶，一旦被卷人权力游戏之中，他们迅即依据自身的知识构架对之作出反应，并且决不放过任何可为他们所利用的权力资源。只要他们能够接触到这种资源，就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微观权力”。这种“微观权力”是弥散性的，它不会为任何阶层、任何人所持有，它制造了无数的冲突点和不稳定中心，甚至在某些局部能够造成暂时性的权力关系的颠倒。它使每一类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运用的那部分权力，正如孔飞力所说：“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中译本300页）。”具体到十八世纪的这场叫魂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微观权力的运用造成了什么样的历史场景；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与君主或官僚所行使的那种国家权力不同，这种微观权力的背后是一种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关系网络。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试图调整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国家权力造就了这种混乱的微观权力。不管乾隆帝出于什么理由，一旦他下达清剿妖术的命令与民间关于妖术的知识背景有着某种契合点，官僚们所受到的压力就不是来自一个方面而是两个，这无疑使他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处于最尴尬的位置：他们也成为这种微观权力的袭击目标之一。而通常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人则利用这种权力充分享受到了攻击他人的乐趣，从而满足自己的权力幻觉。也许这真是一种“受困扰社会所遭遇到的道德报应？”对于广大十八世纪的普通民众来讲，这种幻觉的产生或许并非仅仅是由于他们关于身体与灵魂可分离性的知识所造成的，他们之所以如此还与他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焦灼感有关。因为，尽管从我们的眼光看来，十八世纪的生机勃勃是那个时代的显明特征，但是“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亦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中译本43页）《叫魂》一书向我们展示出，盛世中的幽灵确实是存在的，但在不同人心目中，它的幻像也是不同的。在乾隆帝心目中，它破坏他的国家和他的安全感；在官僚们心目中，它破坏他们的政治安全感；在普通人心目中，它威胁每个个体生存的安全感。这个幽灵的化身并不是那一堆可怜的僧道乞丐一一群太平盛世的边缘人，但是如果不拿这些无依无靠的弱者作替罪羊，他们又到哪儿渲泄由幽灵感诱发的狂暴力量呢？没有什么必要去哀悼那个年代，它留下的社会积淀至今也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幽灵。

2022-04-01

《清代战争全史》与清史研究的新突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清史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如清代军事史、战争史，以往多着眼局部战争或重大战役，缺乏宏观系统研究。最近，李治亭、杨东梁主编的九卷本《清代战争全史》，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清代战争通史，是清史研究的新突破。规模宏大，体例有所创新。该书分为9册，共330余万字，相较以往其他断代战争史论著，规模更加宏大；各卷最后附有“战役战斗名录”，共达364条；书中各类历史图片总计约300张，称得上是包罗甚广、内容丰富的一部力作。该书充分考虑清代战争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立足空间地域，结合时间线索，兼顾战争类型，大力创新编撰体例。从纵向看，其时间脉络贯穿了清王朝的兴、盛、衰、亡全过程；从横向看，其地域范围涵盖了清代的边疆与内地；从战争性质看，囊括了国家统一战争、农民反清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反对列强侵略战争等多种类型。这种结构设计，可以集中而完整地呈现某一地域在整个清代所发生的相关战争。综合考察，展现每场战争的全过程。有清一代，除了农民起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等，还爆发了反抗外来侵略战争。全面梳理和分析这些战争过程，需要对战争史撰写原则有明确认识。对此，该书认为应综合考察，处理好九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二是战略与战术，三是兼顾交战双方，四是战役的共性与个性，五是战争与战场，六是将军与士兵，七是战争的阶段性，八是战役的胜与败，九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每卷依据各自特点，重点把握所应注意的各方面关系，试图将与战争相关的因素全景呈现出来。以第二卷《西部世纪之战》为例，作者在开篇专列一章“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介绍时代背景，为后文叙述战争做铺垫，克服了以往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的缺陷。第四卷《西南边疆之战》，特意强调西南战场的自然环境“水土恶劣，瘴气伤人”，导致清军“谈瘴色变，人人畏惧”，克服了以往只写地点而不写地理的不足，使战争史过程更加全面和立体。辩难质疑，提出新解。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是学术研究的生命。该书努力创新，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例创新，还有散见各卷的观点创新。第一卷《清代统一战争》，没有采取学界惯用的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清史起点，而将视野上溯到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至1683年康熙帝统一台湾，整整百年战争，终告功成。立足“大一统”的高度解读清史，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其学术创新点和闪光点。调整立场，转换角度，对一些老问题得出新认识。如第九卷《辛亥革命战争》，肯定了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贡献，但也指出革命队伍中阶级力量软弱、领导组织涣散等弊病，才是导致辛亥革命不够彻底的主要原因。以史为鉴，经世致用。该书深入挖掘和分析历次战争的得失成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启迪。比如，第二卷《西部世纪之战》，依托坚实的档案材料，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清朝征战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西部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有力驳斥了美国“新清史”学者所持“清朝征服论”等谬论，对于我们牢牢把握边疆研究话语权，具有现实意义。又如第六卷《近代反侵略战争》细数自1840年至1911年间，中国遭遇的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纠正了那些罔顾历史事实、美化列强侵略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认识。此外，该书在资料搜集、图文结合、行文表述等方面也可圈可点。所用资料不仅有清代档案、实录、官书、方略、笔记，还尽可能囊括如英、俄、日、韩等外文材料。另外，为了增强叙事效果，各卷均注意使用图片。如第二卷《西部世纪之战》，作者绘制了康熙时期昭莫多之战位置示意图、清圣祖亲征朔漠示意图等；第四卷《西南边疆之战》引用多张珍贵原图，起到了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的功效。当然，该书成于众手，各卷内容难免参差不齐。比如，有些卷所用史料以公开出版的档案和文献为主，未能充分搜罗利用未刊档案，部分卷次的章节比重不尽合理。如果再版，相信会对这些不足予以改进和完善。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6日 14版）

2021-12-20

133《天津的近代》：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探讨

　　　　　　133 　　　　　　吉泽诚一郎撰写、万鲁建翻译的《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终于面世了。吉泽诚一郎教授这本论著的日文版是2002年由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距今已经二十年了。该书出版时，即得到作者的馈赠，我立即研读了全书。如今，吉泽君这部论著中文版的问世，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与吉泽先生不仅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而且是长期进行学术合作的同仁。20世纪90年代初，我经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的介绍结识了即将博士课程修成的吉泽君，当时他专门以近代天津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参加了几次相关的讨论会，对吉泽君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了解。1991年，在日本我还与吉泽先生等日本学者组建了“天津地域史研究会”。该研究会聚集日本对中国史，特别是天津历史颇有研究和兴趣的学者，每年开一次以上的学术讨论会，吉泽先生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共同撰写了《天津史——转型中的城市》，系统探讨了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开埠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吉泽先生撰写了第六章——“租界：微观的国际社会”，论述了天津各国租界的设立、租界内外国人的社会与生活、政治、民主等活动，触及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20世纪末，我和吉泽先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日本文部省的项目：“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华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影响”，这是一个由中日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研究。21世纪后，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团队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年会，又一起合作了三年。而且，我们还经常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三十多年来，我们曾经研究工作计划、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曾经一起实地考察、饮酒叙谈学问与生活，对吉泽先生的人品和学者风范十分欣赏与钦佩，是学术研究的伙伴和贴心的朋友。　　　　　　研读吉泽先生的著作，以往的思绪与今日的感触交集，随之生成一些感想。　　　　　　首先，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近代性”，也是吉泽先生在书中十分强调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眼点。二十多年前，中国国内学术界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城市史研究也是刚刚起步，尚处在探索阶段。就城市史而言，学者们就如何梳理研究城市史与地方史的趋同和差异进行论证，对很多概念尚不十分清晰，如“城市近代化”“近代城市化”“早期城市近代化”，甚至什么是城市化等等，近代城市史如何阐述，涵盖什么内容等也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研究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需要论述西方器物、精神文明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带来的变化，要研究城市的近代化，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仍然颇具冲击与反应范畴的痕迹。吉泽先生的专著则以“天津的近代”为主线，确有较为深刻的立意。其原创性就是，从天津开埠后诸多事件的视角，研究政府的城市管理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民族主义与爱国意识、文化启蒙、民俗变迁中的“近代性”。专著没有将一些新的现象用预设的固化、简单、抽象的概念以近代化进程统而贯之，而是通过对运动和群体事件、行政机构、社会组织、灾荒与应对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抽离出在政治、社会、国民意识、民众文化的“近代性”。同时，在关注传统的延续与差异的基础上，论证新与旧、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分析其变与不变，总结中国近代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吉泽先生通过对城市迅速发展带来的政治结构革新、社会统合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认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和分离，是清末以后的时代特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具有指导性，推进了城市史的理论构架的初创，对城市史的研究内容也有一定的指向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以“近代性”为立足点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同一股“清流”，学术界有关“近代化”与“近代性”的讨论随之而起，有助于近现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重构。　　　　　　　　　　　　▲天津紫竹林教堂旧址，天津租界历史即开端于这一带。　　　　　　其次，吉泽先生具有广域的视野和举一反三的研究路径。该专著是从天津城市近代的变化入手，但作者的视野和研究初衷并非是一个城市，而是对中国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剖析，鞭辟入里，从现象直击演变的内核。比如，当时盛行探讨在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其作用和意义何在？吉泽先生并没有囿于理论的探讨，也不拘泥中外的比较，而是综合分析团练、火会、善堂与20世纪以后的政治运动、群体活动、各种团社在一些事件的面相，深入探讨城市管理机构和民众在地方防卫、社会统合等方面的行为与价值判断的变化，以及所谓“爱国”等理念的初成。再如，研究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并没有限于机构的创建、结构的革新，而是从地方自治、社团、法治和捐税等角度，探究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其中体现的公共性和公权力，以及公权力沿袭与下移的趋势。这些思路和观点，具有前瞻性和指向性，也启发我的研究思路，比如开展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的研究，探讨城市捐税与公权力的下移等等。　　　　　　值得肯定的是，吉泽先生对中国近代诸问题的研究是成体系的，视野开阔，集腋成裘，在展现自身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构筑其观点和理论体系，旨在于逐步实现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该专著不仅将对天津城市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史、地域史的范畴，还有整体意识和全球史理念。作者认为，各区域发展方向与方式的不一致，不仅有普遍的传统因素，亦源于自身的差异和国际性契机的相互作用。专著以一定的篇幅论述政治运动、群体事件，以及文化启蒙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关系，梳理社会意识的归属与重组，明显地是在构思中国近代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理论架构。吉泽先生的观点和理论在以后的研究中越发的显现。如从地理、生态和交通发展的视角研究“西北”概念的演变，以论证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多样性；再如，研究清末以后爱国主义的缔造、抵制外货等政治运动等等。　　　　　　吉泽先生的研究成果既传承了日本学者资料扎实和论据严谨的学风，又着力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典范。日本学者历来强调对史料的不懈追求，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每一项成果都可谓是集资料之大成。吉泽先生得日本学者之精髓，该专著是日本学者严谨学风的完美体现。为了研究天津近代的演变，吉泽先生对中文、日文、英文资料进行了全方位的地毯式挖掘和整理，如赴英国查阅英国王家档案馆和亚非研究中心的档案、到台湾地区的“中研院”等，也不放过天津的旧书摊。这在二十多年前互联网尚不普及的状况下，其精力的付出是巨大和难以置信的。所以，通过吉泽君的论著可以看到档案资料的系统、完备与详实，成为研究天津史的资料指南。更重要的是，吉泽先生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十分注重理论框架设计与探索，十分注重理论层次的构建，明确地阐述对诸问题的看法与观点，进而形成有特色的理论体系。无意间读到吉泽先生一篇关于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论述清末剪辫论的文章，也是如此，既有几乎穷尽的资料展现，又从民族主义、爱国、男子发型、风俗等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特色。吉泽先生将严谨扎实的研究作风与不断创新的理论探索，合成了近乎完美的“自我”，这一点更令我刮目相看。　　　　　　当然，作为吉泽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今天看来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近代性”在制度建设层面是如何体现的？区域或城市发展多样化形成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以及我一直都十分感兴趣的，各种运动和群体事件是否也有一些地域的特点，其中与政府行为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瑕不掩瑜，即便现在来看，仍旧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城市近代化著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23-03-04

《桐城文派史》：桐城派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日前，江小角教授把他和方宁胜、朱杨先生合作的《桐城文派史》（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送到寒舍，请我指正评介。我一看这是一部８５万字的皇皇巨著，１６开纸精装厚厚两大本，插页用彩色影印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名家手迹，并标明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我十分惊喜，爱不释手，更不禁想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拙著《桐城派研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规划项目。当时我曾带着硕士研究生刘相雨，到桐城作实地考察调研，受到桐城领导的热情款待。江小角当时在桐城博物馆工作，他带我们参观，并参加我们的座谈会，积极主动为我们提供有关桐城派作家的资料。虽然一晃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后来我又多次赴桐城参加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又参加由江小角和严云绶、施立业主持的国家《清史》工程“桐城派名家文集”整理项目，江又调回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安大桐城派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俩也时有接触，他为人的热情、虚心、诚恳和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受颇深，令我十分钦佩。尽管我已八十九岁，到了苟延残喘之年，又时值酷暑高温，挥汗如雨，我还是怀着极其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把这两厚本长篇大作仔细拜读了一遍。读后，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要把我的读后感写出来。一该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它不愧为出自史学家手笔所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详尽的桐城文派史。全书把桐城文派分为渊源、滥觞、初创、发１１５展、树帜、鼎盛、中兴、转型、式微九个时期，前有绪论，后有“反拨与回响”的余论，极其清晰地体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仅对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门弟子、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名家作了重点阐述，而且在每个时期还穿插介绍了王又朴、王灼、阳湖诸子、岭西五大家、方宗诚、李宗传、莲池俊秀、莲池旁支、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一系列桐城派作家。对他们在古文创作和理论主张，诗歌、书法、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在反抗侵略、变法改良、兴办教育、救国图强等各方面的表现，皆从多方面、多角度作了全方位、全景式的描述。如此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桐城文派史》，不只在所有桐城派研究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首创，而且在整个史学界也堪称独占鳌头。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该书有许多创新，令人刮目相看。它所写内容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和提炼。如对“戴名世的古文理论”，分别叙述：“一、古文理论核心：立诚有物”；“二、古文创作方法：道、法、辞兼备”；“三、古文创作特色：率其自然，贵于独知”；“四、古文艺术风格：精、气、神合一”；最后归结为“五、以古文为时文”［１］１１８－１２７。对他的古文创作成就，也不是笼统地叙述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是既整体介绍其古文创作的三个阶段和文章特点的“三变说”，又分别阐述其游记文、论说文、传记文各自的成就和特色。这些都显得非常精准、恰切，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它不是局限于作家作品本身，而是紧密联系时代背景，具有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史识。如在评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时，指出：“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鸦片输入，洋商涌进，吏治腐败，使得方东树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他认为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而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考据学所造成的自我修养的缺失和社会意识的退化。”［１］４３１如此联系历史环境的分析，不仅使人们对其具体作品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而且使其对作家的介绍富有浓厚、深邃的历史感。它具有史学家视野开阔的特质。如对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的形成，作者把陈独秀提出的“湖南人底精神”，与屈原《离骚》开启的诗韵文学传统，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开启的义理经学传统相联系，同时又指出：“成就大事业，必须置身高处，走出故乡看故乡。”“只有到了京师这样的首善之区，才能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视野和胸襟。”［１］５１２“而曾国藩一生事功，无不与其中进士、入京师、登高位、广交游有关。”［１］５１３如此视野广阔的分析，既令人心悦诚服，又启人心扉，耐人咀嚼，深感获益匪浅。对于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它也把视野放远，善于作纵向对比。如分析戴名世的游记文《响雪亭记》中所写“两山夹之，皆石为底，为岸，为坳，为坎，为坻……”时，把它与姚鼐《登泰山记》中写的“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相对比，与张裕钊《北山独游记》中写的“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作对比，指出他们在语言运用上，皆“常有二三字成句”，即写出气象万千的景色［１］１３８－１３９。又如王又朴的《半隐堂诗集序》评李旦初的古近体诗：“长则千言，短亦十数韵，或如海水之立；或如风云之涌；或如短兵接战，愈战愈前；或如原泉迸流，愈流愈出。而其峭如削，其险如坠，其迅疾如扫，其坚如壁，其苍苍之色、棱棱之骨，则又如千岁之老柏枯藤，偃仰蟠屈于深山幽谷之中。”［１］２０４以其连用九个“如”字，与姚鼐的《复鲁絜非书》写阳刚、阴柔两种不同风格特征，连用“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等连用二十六个“如”字作对比［１］２０５，既说明两者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给人以桐城派作家在写作笔法上前后一脉相承的历史感。旁征博引是其以史学家的广阔视野分析作家作品的又一特色。如戴名世的《孑遗录》，主要记载明末桐城平民黄文鼎等人发起暴动之事。作者既未离开桐城范围，又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势及明亡的原因，纳入文中隐含讨论。该书引用１１６梁启超的话对其赞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１］１４４引用梁启超如此崇高的评价，既极具经过历史考验、毋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以秉笔直书。二庸置疑的权威性，又言简意赅地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视野开阔绝不是大而化之、不着边际，而是同时十分注重精准地抓住论述对象的个性与特长。如对姚门弟子的叙述，作者指出：“生徒虽同属一师，但个人学术取向有别：方东树偏重义理，姚莹更趋经世，管同长于议论，刘开更显才气。学问、文风虽不同，但师法同源，以‘贤与才’相契合，故而同门情谊更重，互动尤多。”［１］４０８实事求是，对作家作品评价客观公正，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和重大贡献。如对曾国藩的评价，在引述吴汝纶、薛福成称赞曾“卓然为一代大家”，“几欲跨越前辈”之后，指出其“揄扬曾氏未免太过”，接着又引用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称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甚，言过其实，迹近标榜，亦非曾文正公本意。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亦不必曲为之讳也。”对此该书指出：“持论可谓公允。”［１］５０６又如该书指出：“严复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量，从今日看来十分必要。但在那个以‘新’为进步的时期，严复被打上了‘复古’的标签。”［１］８０８如此对过往评价的纠正，不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且颇有新意，发人深省。对于桐城派整体的评价也是如此。如该书指出：“平心而论，桐城派至清末已近二百年，影响尤深，声势仍壮，而其文弊亦显露无遗，诟病者多以其树立宗派为非。不仅派外人士多有不满，派中之士亦不愿张扬文派之帜。此前吴敏树不愿归列桐城门墙，曾国藩以湘乡自别，后期林纾仰慕吴汝纶，却不愿依附桐城派。更有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亦以标榜桐城为无益。”［１］６９１－６９２这表明该书作者敢于正视历史事实，极其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秉笔直书。《桐城文派史》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卓越成就，是以其作者详细占有历史资料为坚实基础的。该书作者在引用历史资料时，对其作了深入的考察。如书中有《姚鼐著述刊刻一览表》，分别注明刊印时间、刻印者和书名。最早刻印的是《惜抱轩文集》１０卷，刻印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姚鼐指出：“不欲其传播，嘱勿更印。”［２］１０５《惜抱轩文集》１６卷正式刻印于嘉庆五年（１８００）。诗集５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四年（１７９９）。《今体诗钞》１８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九经说》首次刻印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又正式刻印１７卷本。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古文辞类纂》，姚鼐中年抄定的７４卷本，由康绍镛首次刻印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已是在姚鼐逝世五年之后。姚鼐晚年抄定的７５卷本，由吴启昌刻印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距姚鼐逝世已经十年。此表对姚鼐著作出版传播的史实，给人以非常确凿、清晰的认知。对于曾国藩著作出版的史实，叙述得也很确凿、清晰。如写他生前说，其所作文稿皆由黎庶昌抄录，“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１］５０４－５０５。也就是说，其著作在他生前从未刻印。“在他逝世后四个月，黎庶昌编辑的《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求阙斋文钞》之事。稍后即有湖广总督李瀚章列名总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实际主持的传忠书局刊印之《曾文正公全集》问世。近人刘声木推出辑佚本《曾文正公集外文》，因粗疏失考，影响有限。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于１９９４年出齐的《曾国藩全集》３０册，共１５００多万字。２０１１年，岳麓书社又将来自中国台湾的曾国藩奏稿、批牍等内容四五十万字补入，重新修订出版，收集曾氏著作更为１１７完备。”［１］５０５如此记述，不仅史实确凿，脉络清晰，而且给读者查阅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史料丰富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如关于张裕钊的研究资料，２００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达敏校点的《张裕钊诗文集》。该书附录有《濂亭集外文辑存》《书札》《批语》《杂记》《传记》《评传》等资料，已相当完备。可是作者却不满足于这些现成的资料，而是搜集并引用湖北省襄樊市政协内部编印的《襄樊文史资料》第九辑，说明他在襄樊鹿门书院讲学的史实。为说明张裕钊的书法成就和特色，除引用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外，还引用鄂州市政协１９８６年编印的《鄂州文史资料》第一辑有关张裕钊书法的资料。关于张裕钊“应张之洞之请作《经心书院记》，表达自己对书院教育的认识与看法”［１］６１０，则引用了１９９１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地方志编委会主编的《武汉市志·教育志》记载的史料。为说明张裕钊对贺涛作品的评价，又找到并引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发表的李松荣《张裕钊书札补辑———〈中国学报〉上的〈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抄〉》。这些皆属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如果不下功夫精心广泛搜集，是很难得到的。又如林纾不懂外文，他怎么能把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于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春，翻译成中文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刊行，引起全国轰动，被严复誉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１］８１７，从此走上翻译之路？该书作者引用２００７年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陈然编著的《福建船政文化简明读本》，说明这是林纾与福州船政学堂的法文教师王寿昌合作的成果。王寿昌１８５５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成绩优秀，１８９１年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关于林纾翻译出版作品的数量，历来说法不一，多则说２１３部，少则说１６２部。该书作者引用华东师范大学刘宏照的博士论文《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作了辨析，指出其“总体数量之多，在翻译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他并不懂外文，全靠合作者口译，他笔译成书，竟成如此规模，更属难得”［１］８１９。其引用资料之罕见、翔实，所得出结论之可靠、可信，令人不禁颇感钦佩。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对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盲目信从，而是多方求证，加以辨析，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如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认为，王树楠“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３］。而该书作者根据王树楠称张裕钊为“文章海内师”，张裕钊也称王树楠为“当仁不让师”，认为这只是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意。又据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所作的小传称：“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黄贵筑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继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４］这里王树楠只称“黄贵筑师”，而未称张、吴为师。又据钟广生在为其师王树楠的《陶庐文集》所作《序》中说：“尝闻张、吴两先生之于先生并皆引为畏友，而先生亦雅不欲标榜门户，谬托师承。”［１］６８４经过如此多方求证，证明王树楠与张裕钊、吴汝纶只是互相敬重的“畏友”，而张、吴与他并非师生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刘声木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１］６８４。对史料如此辨伪求真的精神，不仅令人钦佩不已，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予以大力弘扬。三读完江小角、方宁胜、朱杨的大著《桐城文派史》，使我深感该书的出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桐城派研究的一部里程碑之作。首先，它提供许多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桐城派作家作品绝非“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绝非“御用文人”的“御用文学”，更谈不上“是反动的”。对此，我在拙著《桐城派研究》《姚鼐研究》中，已作了批驳。但我只侧重从其作品的内容出发，指出处于封建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其思想体系无疑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不过作为文学家，他们必然要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１１８众的呼声。姚鼐即公然宣称：“鼐江南庶民之一，实与亿兆同心。”［２］１１５“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２］３３２我以其作品证明，绝不能把桐城派与反动统治者画上等号，戴上“反动”的大帽子，予以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桐城文派史》则列举更多历史事实，从许多桐城派作家的政治态度方面，进一步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站在反动统治者一边，而且是坚持爱国、正义立场，坚决反对开历史倒车，积极支持政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如当帝国主义侵略，清廷妥协投降，中国将要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击退法舰对台湾的侵略，他打了胜仗，却遭到清廷的责罚，引起舆论哗然。薛福成屡次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变法改良。吴汝纶远涉重洋，赴日本考察教育，引进西方课程，实行教育改革。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其昶作书反对，并弃参政院参事之职归里。不只是马其昶一个人，该书指出：“在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走复辟之路时，原先归附他、支持他的桐城派作家纷纷弃他而去。这也进一步表明，桐城派作家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１］１０００同时又指出：“林纾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１］９２８他不但反对袁世凯称帝，且对北洋军阀的统治表示十分不满。严复的“翻译活动和教育实践，无不贯穿着爱国救国、自强图存的主线”［１］９２７。由于不满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吴汝纶在日本马关参观，当地人士集合欢迎吴汝纶，请他题诗留念时，他满怀悲愤写下‘伤心之地’四字，在场人士都为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所折服”［１］９２７。其子吴闿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翻译有十二本日文著作。当“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隐居著述。在日占危城之中，有人‘欲挽之出仕’伪职，吴闿生此时虽困于生计，但始终不为所动，体现了民族浩然正气”［１］９０６。即使对于竭力攻击桐城古文的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当陈独秀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被拘禁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对此表示特别感动，使他“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１］８４１。如果说以姚鼐为代表的前期桐城派作家反对暴政，要求实行仁政，不惜愤而辞官从文，只是属于持不同政见的话，那么，《桐城文派史》所引述的这一切历史事实，更足以充分证明，桐城派后期作家，面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他们已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对立面，反对统治者妥协投降、卖国求荣。他们或著文沉痛揭露鸦片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讴歌为反侵略而血战沙场的民族英烈；或亲身投入反帝反侵略的战场，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或著文揭露吏治腐败，充当唤醒民众、积极推进政治改良的先锋；或为反对复辟倒退，而成了坚持社会进步的勇士。他们这种爱国救国、追求社会进步、捍卫人类正义的精神，难道不是至今仍意义非凡，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大力弘扬的吗？该书不仅给桐城派作家彻底清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污名，而且以确凿、丰富的史料，从忠实于历史事实出发，使得对桐城派作家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全面、恰当、深刻，足以给人以新鲜的启迪和深邃的思考。如作者既肯定“在顺应时代变化、传播近代文明、关心百姓疾苦上，桐城派作家一直都是实践者”，同时又指出：“对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代的律动、民众深层次的呐喊，由于自身的局限，桐城派晚期传人无法准确触及和把握，这是桐城派式微的根源。”［１］７９４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我们原来认为桐城派古文家，既然坚持古文，必然是反对白话文的。可是该书作者却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桐城派作家并不反对白话文，他们坚决反对的只是全盘否定古文。因此，在提倡白话文者大张挞伐“桐城谬种”时，只有林纾一人著文反驳，而桐城嫡派古文家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著文反对呢？原来他们本着桐城派的一贯主张：“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１１９大。”“自其当变者而观之，则未变者皆谬种也；自其足法者而言之，则可法者皆奇文也。”所以姚永朴认同他的学生吴孟复的这个观点，说：“昔在京中，林琴南与陈独秀争，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言，桐城固白话文之先驱矣。”［１］８５２林纾之所以跳出来“与陈独秀争”，该书作者指出：“林纾并不反白话文。”“林纾早年曾作《闽中新乐府》，以通俗浅显的诗作启蒙幼童。还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白话道情》，以白话语体作劝孝警语。”包括林纾在内，桐城派反对的只是五四把白话文与古文完全对立，将古文污名化，从而全盘否定古文。这在五四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需要，但实则也属当时某些领导人存在“好则全好、坏则全坏”形而上学弊病的反映。白话文不应是对文言文的完全否定，而应是对文言文的继承和发展。对此，许多当代文学家皆有切身的体会。如朱光潜说：“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１］９５５当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殊荣的老舍则明言，“我的散文学桐城派”，因而才达到“得其神髓而自成高格”［１］９５７。现今广受欢迎的作家汪曾祺，也说他在中小学所学的“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７。该书作者所历举的这种种史实，皆足以说明，我们今天研究桐城派，绝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纠正过往对其认识和评价上的偏差，吸取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有益精华。这对于我们提高文化修养，使新文学的发展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底蕴深厚，更加完美成熟，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该书把“转型时期的桐城文派”列为专章，对此我认为其意义尤为重大，应该大书特书。愚以为，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桐城文派即由只写小文章，转型为动辄写万言大文章；文章内容，也转为更注重经世致用。其文章的转型，是旨在促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薛福成、黎庶昌积极要求变法改良，是为促进挽救民族危机的国家政治转型；张裕钊、吴汝纶兴办西学课程，属于教育转型；严复、林纾大量翻译西方《天演论》等科学著作和《茶花女》等文学作品，则是要促进全民的思想文化转型。这种种转型，完全适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丝毫扯不上“反动”，而且堪称是当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这种先知先觉，极为难能可贵。它反映了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感官，文学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求新图变，这也正是桐城派能够绵延历史最长久的根本原因和重要经验。直至今天，我国社会实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仍处在使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当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由美国独霸到多极化，文化由西方一元独大到多元互鉴交融的转型期。转型是极其艰难复杂的，必然要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和众多的非议。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充分提高推进转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桐城派推动各方面转型，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我觉得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就《桐城文派史》本身而言，其对桐城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言而喻，也有重大转型、推进意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充分肯定《桐城文派史》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该书也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一部主要由桐城人写的《桐城文派史》，它使我隐隐觉得作者对桐城籍人士仿佛有偏爱的桐城情结。如它把桐城出生的清代父子名相张英、张廷玉拉入桐城派作家行列，我不敢苟同。一是在政治态度上，张英、张廷玉一辈子忠心耿耿为清王朝效劳，深受皇帝宠爱，被誉为“优秀的辅佐大臣”“股肱之臣”“卓然一代之完人”，实为地地道道的清王朝御用文人。我以为不能把桐城派作家与效忠清王朝的张英、张廷玉相提并论。二是在文学主张上，张英认为“文者，载道之器也”，张廷玉强调“文以载道”要服从于“收制科之实效”［５］１２１，“以期无负国家求贤致治之意”［５］１７４。也就是说，他们都强调文要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文”只是“道”的工具、附庸，而１２０毫无文艺自身价值和独立性可言。桐城派作家与他们的主张迥然有别。三是在人生的身分定位上，张英、张廷玉为清王朝“成就盛世伟业，堪称盛世名臣”。如此评价，这就足矣。愚孤陋寡闻，在所有历史文献和桐城派作家文集中，尚未见到有人把张氏父子列为桐城派的。把这个“平生不以文名”的人说成“古文创作大家”，把桐城派作家与道地的御用文人放在一起，值得思考。此外，把与曾国藩交谊深厚的方宗诚列为“转型时期桐城文派”首要作家，这是否妥当，也可以再探讨。参考文献：［１］江小角，方宁胜，朱杨．桐城文派史［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２］姚鼐．惜抱轩诗文集［Ｍ］．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３］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Ｍ］．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２．［４］王树楠．张裕钊小传［Ｍ］／／故旧文存：卷首．１９２７（民国十六年）．［５］张廷玉．张廷玉全集［Ｍ］．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2022-11-15

对清代理藩制度进行系统全面阐释

典章与刑罚制度、社会制度、封爵制度、朝觐制度、驿站与卡伦制度、藏传佛教制度、备指额驸制度、清末新政藩部改革、理藩制度的历史作用与局限性等12个专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拜读之后，深感这是作者治学的匠心之作，故不揣冒昧，就该书的内容与特色，谈几点感受。首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清代理藩制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和影响。

2021-11-30

多年研究之艰辛结卫拉特研究之硕果 ———马大正《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读后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有着悠久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亦称厄鲁特、额鲁特或漠西蒙古、西蒙古。国外称为卡尔梅克。卫拉特蒙古人曾长期活跃在我国北部、西部及中亚历史舞台，特别是清代，卫拉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四大部落，深深影响了我国北部、西部边疆的历史发展。在清代前期的百余年里，准噶尔部雄踞新疆天山南北，并一度影响到蒙古高原; 和硕特部进据青海及西藏，对清初西藏发展影响至深; 土尔扈特部大部在远徙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后，又在乾隆朝中期返归祖国。卫拉特蒙古长期以来辛勤劳作，促进了我国北部、西部边疆开发建设，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民国时期我国开展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以来，学术界对此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① 在此研究历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先生的研究尤为突出，成果丰硕，贡献重大。自 1975 年以来，得益我国有关部门组织对 “准噶尔问题”研究的开展，该领域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作为研究小组的十名成员之一，马先生由此开始了对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生涯。至今，马先生对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已逾 45 年。学术界中能如此持久地坚持对某一学术问题的研究，亦属罕见，也正因如此，马先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2020 年 8 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先生《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一书。该书系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丛书”之一。这是继《准噶尔史略》《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飘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卫拉特蒙古简史》《卫拉特蒙古史纲》等论著之后作者又一力作。① 参见阿拉腾奥其尔: 《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 ( 1949—2019)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191 ～205 页。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综论”，从宏观上论述了卫拉特蒙古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 第二部分 “人论”，着重评议了卫拉特蒙古历史重要人物，如顾实汗、噶尔丹、渥巴锡、帕勒塔等人的历史功过; 第三部分 “考论”，着重考证了卫拉特蒙古遗址、谱系，特别是土尔扈特东归时间、路线、人户数、札萨克印和人物等问题; 第四部分 “研论”，涉及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图书和研究者的评议; 第五部分 “附录”，收录从 1979 年至 2018 年间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著述目录，共计 96 项。全书共计 53 万余字，较为全面地收录了作者关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展现了我国学界对卫拉特蒙古研究的学术史与新动态。本书以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为切入点，从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考证与阐释、继承与创新、史料与方法等角度立体呈现了卫拉特蒙古研究的源流、脉络与方向，对推进我国卫拉特蒙古研究有重要积极意义。“综论”部分收录论文 13 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发展，贯穿着卫拉特蒙古与祖国的联系，卫拉特蒙古与俄国的关系这两大主线。《略论 18 世纪 20 ～ 50 年代的土尔扈特汗国》《清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关系》《略论雍正年间清政府两次派往俄国的使团》《土尔扈特蒙古三件 18 世纪稀世文献现世记述》《〈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与满泰使团的出使》等文具体细致阐述了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联系。《略论十七世纪前期厄鲁特及和托辉特人民的抗俄斗争》《试论僧格时期准噶尔人民的抗俄斗争》《18 世纪初准噶尔人民抗俄斗争的重要一页》三篇文章全面细致地论述了卫拉特蒙古在不同时期抗击俄国的英勇行动，客观真实地书写了卫拉特蒙古人民的光辉伟绩。卫拉特蒙古人民抗俄斗争 “直接抵制了沙俄的渗透、扩张，捍卫了民族利益和主权，在客观上维护了祖国西北边陲的相对稳定，为 17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国各族人民更大规模的抗俄斗争的展开争得了时间、积聚了力量。”( 第 53 页)历史人物是历史大舞台的灵魂，也是历史发展的缩影。“人论”部分收录论文 13 篇，对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了细致地论述。20 世纪 60 ～ 70 年代，学界对卫拉特蒙古众多历史人物评价多是否定，即便对应予以肯定的人物，也多有挑剔，这种缺乏全面和历史分析的研究倾向，不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为此，“如何认识卫拉特蒙古史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更客观真实研究卫拉特蒙古与清朝政府关系，并做出更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是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 第 8 页) 。基于以上认识，作者对顾实汗、咱雅班第达、罗卜藏丹津、噶尔丹、杜尔伯特三车凌、渥巴锡、帕勒塔等人物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予以科学客观评价。作者在综合多方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严谨研究，得出的结论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演变规律的宏观探讨，而且需要对历史细节的微观考证。如果说宏观是历史的大势，那么微观则体现了历史的细腻。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准确全面地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考论”收录的 7 篇文章就是对准噶尔部和布克赛尔遗址、土尔扈特谱系、土尔扈特东返时间、返归路线及人口户数、和硕特蒙古扎萨克印及罗卜藏丹增史实的考订，展现了作者对历史细节的重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风范。运用托忒文资料，论证了土尔扈特部西翁罕至贝果鄂尔勒克之间为八世，而不是学界认为的七世。对土尔扈特部东返路线的考证则综合使用了多种资料，对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的考订也是细致入微，精确到个位数。上述考证，充分展示了作者扎实精湛的研究功夫和细致入微的研究视角。“研论”部分收录 10 篇文章，包含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献、成果推介与书评、研究论述及对土尔扈特东归影视作品的评论等。二本书主要特点《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一书内容丰富，研论可信。通读全书，其特点主要有以下数端:1. 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求真求实研究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点。”“做研究的人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是自己写的东西经过五年、十年后，有人还想把它找出来看一看，看完后觉得有所得，这才是一个研究者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 ( 第 376 页) 基于此，作者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不迷信，不盲从，坚持从历史材料出发，求真求实地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噶尔丹的评价，就是最好的说明。面对学界对噶尔丹众说纷纭的评价，马先生博采汉、满、托忒、俄文等众多资料，全面细致研究噶尔丹的行为，认为噶尔丹是一个 “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 第 231 页) 。这不仅得到学界的认可，也得到了蒙古族民众的认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2. 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此书与其他学者的论文集不同在于，不仅收录文章，而且包含着研究方法的指导。这是极为宝贵的学术经验和学业指导。“代前言”中指出，学术研究 “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 ( 第 2 页) 。史学研究一定要重视史料，全面、系统、充分利用史料，是史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作者以土尔扈特回归为例，阐明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和方法，指出首先要收集清政府的档案文献和俄国政府的文献，其次要收集历史事件当事人和同时代人记载的有关资料，再次是收集少数民族文献资料，最后是收集实地调查的资料。收集史料时需要懂历史，要细心。关于研究视角的选择，作者在书中指出，研究入门时应选择微观研究，不做太大的题目。微观研究，可以是历史人物研究，也可以是历史事件研究，或者细小问题的研究。在做好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宏观研究，进行理论的深化和历史规律的阐释。( 第 372 ～376 页)除了重视史料挖掘外，还需高度重视学术动态。《20 世纪中国卫拉特历史研究述评》一文就是对我国卫拉特蒙古研究成果的系统评述。《17 世纪前半叶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的中译与史料价值》一文对俄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梳理。通过研读两篇综述，后学们可了解国内外学术前沿，并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总之，作者在本书中阐释的学术方法，对后来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3. 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的有机统一学术研究不应仅是学者们的领地而曲高和寡，更应该将研究成果向人民大众普及，成为资政育民的素材。2012 年，马先生在全国第七届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研讨会上就呼吁 “形成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良性互动”。除积极参加相关 “东归节”“西迁节”等研讨会和文化活动外，他还建议出版知识普及的读物和开展相关文艺创作。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探索———谈电影〈东归英雄传〉与电视剧〈东归英雄〉》一文中，细致罗列关于土尔扈特返归祖国题材的诗歌、歌舞、电影、小说和电视剧等众多文艺作品名称和创作时间。由此可见，马先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拉特蒙古历史普及。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创作，他指出，艺术的创作不应违背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为相关文艺作品创作指明了方向。4. 学术成长历程与学术感悟的有机统一与很多著名学者的论文集不同的另一点是，作者在《代前言》中撰写了《回忆与思考: 我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一文，回忆了步入研究领域的情景和引路人，回顾了研究的五个阶段，抒发了数十年来的研究感悟。作者的研究历程从准噶尔史开始，扩展到土尔扈特史、卫拉特史论和通史的研究，再从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拓展到新疆蒙古史研究，研究视野愈加开阔，研究结论愈加坚实。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学术成果的普及，这是成功的研究之路。作者总结的研究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注重学术研究动态与学术选题创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辩证关系、学术研究与成果普及结合、个人研究与集体合作结合等五个方面，更是有益的治学经验，为学术新生代提供了宝贵借鉴。经过学界数十年的努力，卫拉特蒙古史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这一不断前进的历程中，马先生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和引导者，不仅较早参与，而且坚持不懈，密切关注研究动态; 笔耕不辍，时常刊布研究新成果; 奖掖后学，指导学生对卫拉特蒙古史新领域进行探索。《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向更高更深更广方向发展。

2021-11-16

戴逸先生与《戴逸文集》

戴逸先生是当今中国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和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大家之一，曾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也是清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如今他已95岁高龄，仍然担任着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始终奋进在学术一线。他精神矍铄、平和睿智、博大精深，被誉为清史泰斗。能够长期在他身边工作，不断得到他的教诲，有时回味起来，实在感到幸运之至！戴逸先生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从事学生运动，遭到通缉，遂奔赴解放区，“逸”字就是在从北京逃亡之际自改的。他先是在华北大学接受培训，后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1年，他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全面而生动叙写抗战过程的通俗史著——《中国抗战史演义》。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从事过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曾与彦奇一道协助胡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出版后畅销几十万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拉开帷幕，他们三人遂以此书丰厚的稿酬，共同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显示出炽热的爱国之情。在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中国历史研究班之后，戴逸先生又开始系统地教授中国近代史。年仅32岁时，他写出了新中国最早尝试建构体系的近代史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稿》，享誉全国，展露出过人才华，一举奠定了其青年史学家的地位。后来因缘际会，他逐渐转入清史，成为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探索清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杰出代表，同时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学术人才。文革结束后，他焕发学术青春，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表和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清史研究论著，还先后担任第4、5两届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为史学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规划发展，贡献良多。2018年，12卷14册的《戴逸文集》得以完整出版，汇集了他迄今为止主要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清史研究成果，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复研究和体味的当代厚重的史学经典。2020年，该文集荣获第16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戴逸文集》体现了戴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精深的学识，凝聚了他近70年来为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具体说来，我以为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涵括了戴逸先生推动和见证新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论著。除前面提到的《中国近代史稿》和后来补充完成的此书后续部分外，《简明清史》也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清史学科体系的开拓性、权威性力作，曾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被指定为高校文科教材，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清史学科的建设，深刻影响了两三代清史学人，并在清代历史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大型工具书，都是推进新时期清史学科发展的奠基性工作。其次，戴逸先生领衔为国纂修清史，《戴逸文集》中也留下了珍贵记录，这主要体现在《清史编务》部分，此乃他的工作实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已有18载。戴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长期以高龄奋战在一线，为之呕心沥血。从体裁体例的讨论与创新，到主体类、基辅类项目的立项与编纂，到重大学术问题的商榷与定论，再到篇目结构甚至字句的斟酌与修订，无不凝聚着其深刻思考和远见卓识。目前《清史》还在审定修改过程中，其学术价值和贡献，自有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其努力融合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优长，立足清代、整体探索中国史学编撰新体系的这一重大史学实践本身，都必将载诸史册。在品读《清史编务》这部分文字时，我们不得不对他老人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第三，戴逸先生对18世纪中外历史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比较史学的系统开拓做出垂范，是领军的、颇有远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这具体体现在他主编并撰写导言卷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套书中。该书引起国际18世纪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他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也深刻体现了其宏大的全球史视野，提供了以一个人物活动自觉反映中外互动下的乾隆时代的示范性作品。第四，《戴逸文集》还贯注了作者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史家情怀。如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就既是一部被学界公认的中俄关系史的优秀学术著作，填补了诸多学术的空白，也是一部体现作者“经世致用”情怀的名作，为当时我国的中苏边界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这部文集还有不少内容反映戴逸先生的学术观、历史观和当代学术史的珍贵记录，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学术史价值和史学史价值。最近几个月，每有空暇，我都会去品读这部汇集戴逸先生近70年来治史成果、修史贡献和学术思想的文集。不知何故，阅读之时，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老人家如下两段自白，一段是关于他自己的，一段是关于历史研究的，但都与清史有关：“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现实从过去而来，植根于过去之中，要透彻理解现实，必须向过去求教。为了揭开现实的面纱，分辨那些朦胧混乱的现实问题，明智的观察者常常需要退后几步，去观察它在过去历史时段中的存在形式。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思自己过去的民族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致力于研究和撰述清史的原因。”我想，这两段自白，或许能增进人们对戴逸先生和《戴逸文集》的某种感知与了解。（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此文为其2020年底在“《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致辞，发表时略有增补）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2月3日

2021-03-24

阮元研究及其国际化的新进展

研究乾嘉道转折时期的清代学术史，不能不提到被誉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卷364，《阮元本传》）的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祖籍江苏仪征，生于扬州，为扬州学派中坚人物。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初选翰林院编修，旋督山东、浙江学政。嘉庆初，历官兵部、礼部、工部、户部侍郎。督浙学时，编修《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及抚浙，立诂经精舍，培育学子，一时“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及抚江西，破获多起民间秘密结社，被朝廷特授太子太保衔。旋任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岁为体仁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卒谥文达。阮元博学淹通，“至其论学之宗旨，在于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钜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通义堂文集》卷6，《阮文达公传》），李元度曾谓之：“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其真人也”（《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与同时期对清代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章学诚、颜元等的研究相比，学界对阮元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显得较为冷寂，著述寥寥，到了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对于阮元的研究逐渐走向兴盛，所涉范围日益广阔，视角亦日渐多样，据宋巧燕在其《20世纪的阮元研究》（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一文中的统计，80年代以后至2000年阮元研究专题论文及其他研究著作中关于阮元的专章、专节的论述，约有65篇，其中80年代约有15篇，90年代约有50篇。此外还出现了研究阮元的专门著作，代表性著作如李成良的《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东辉的《阮元与小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两书对阮元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外，香港近期亦出版了孙广海的《阮元学术思想研究》一书（香港大学出版社2002年。Suen, Kwong-hoi, A Study of Ruan Yuan’s 1764-1849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就专门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对于阮元思想的研究，显得较为全面而系统，而对其文化活动和生平传记的研究则尚属起步阶段，目前，大陆学界对于阮元生平的专门著作主要有王章涛所著《阮元传》（黄山书社1994年版）；黄爱平点校的《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此书即阮元弟子张鉴、门生柳兴恩以及阮元子阮常生、阮福。阮孔厚、阮祜合撰的《雷塘庵主弟子记》）；王章涛所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以及《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年版）。境外则有房兆楹（Fang Chao-ying）的《阮元传》（Biography of Juan Yuan Ruan Yuan）（收录于《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399-402。）；Paul Vissière的 Le Biograpge de Jouàn Yuan一文（《通报》（T’oung Pao） II:5 1904, pp.561-96。）；仰彌：“阮文達事述”（《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藤塚鄰：“阮雲臺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書菀》1940年第6期，pp.1-14。）；傅吾康（Wolfgang Franke）：?Juan Yuan 1764-1849“（Monumenta Serica 9 1944, pp.53-80。）等文章。此处将要评述的魏白蒂：《阮元，1764-1849：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前一位主要学者官僚的生活与工作》（Betty Peh-T’i We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书，作为对阮元文化活动和生平事迹的一部较为全面的英文专著。作者魏白蒂（Betty Peh-T’i Wei），1994年起任香港演艺学院文科与跨学科研究（Liberal Ar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主任直至2003年退休。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历史系名誉教授以及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RAS）香港支会成员。其研究方向主要为19世纪初期亚洲、欧洲和美国史。主要代表作有：《上海：近代中国的严峻考验》（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老上海》（Old Shangha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刘纪文：一位革命领袖的传记》（Liu Chi-Wen: 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leader. Hong Kong: The Liu Chi-Wen Family, 2005）等。从香港演艺学院退休后，魏白蒂对学术研究及著述仍旧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为研究阮元，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并走访了亚洲、英国和美国等地诸多图书馆，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学部、大英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最终写成此书。本书目录、前言并正文共409页，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导言（Introduction）、第一部分“学者官僚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cholar-Official）、第二部分“工作中的省级官员”（The Provincial Official at Work）、第三部分“闲暇时的阮元”（Ruan Yuan at Leisure）、第四部分“作为个人的阮元”（The Private Ruan Yuan）、第五部分“高级政治家”（The Senior Statesman）、总结（Conclusions）、附录（Appendices）、书目（Bibliographies）、术语与索引（Glossary and Index）诸部分，作者并在导言之前罗列了阮元历任官职年表并介绍了档案材料的简写情况以及历朝清帝年号。作者之前曾做过对阮元的专门研究并有论文发表，如Internal Security and coastal control: Juan Yuan and pirate suppression in Chekiang 1799-1809（载Ch’ing shih wen-t’i, 4:2 1979: Dec. pp 83-112）以及《<四库全书>纂修外一章：阮元（1764-1849）如何提携与促进嘉道时代的学术研究》（载《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版）等，此次将阮元的生平做了整体性的检视，并对阮元的人际社会网络作了细致的考究，力图勾勒出作为乾嘉道时期学者官僚的阮元的真正的生活状态：他如何一步步地通过科举考试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如何通过在外任期间的行动建立起与学界的广泛联系并在事实上成为学界的政治代言人？他的家庭是怎样的？其中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又是如何维系和发展的？在他的最后岁月中，面对着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对整个清王朝的军事与思想撞击，他是如何在扬州度过他最后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1838-1849年）的？在前言中，作者说出了她从事传记研究的内在动力，首先是因为她喜欢这些人，而且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在经历了“年轻时的激情”（first flush of youth）之后使作者自身更具指向性与深度。此外，在对鸦片战争前的十九世纪早期的主要学者官僚的研究方面，目前尚无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写成的专书。作者即以此为目标。在导言中，作者对为何选取阮元作为写作对象作了说明，并概要叙述了本书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作者将阮元放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期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认为阮元作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期的学者官僚的典型，被当时和现代学者们视为学者同时又是学界的庇护者。他同时也被看成是一位忠诚官僚及仁厚长者，但是其个人生活以及作为官僚的所作所为则少有人知。在西方学界，对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国帝王及其他人物传记的研究较为彰显，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及吴秀良（Silas Wu）关于康熙皇帝的传记、哈罗德?汗（Harold Hahn）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记、阿瑟·魏理（Arthur Waley）关于袁枚的传记、尼维森（David S. Nivison）关于章学诚的传记、罗威廉（William T. Rowe）关于陈宏谋的传记等，相比之下，阮元作为嘉道中衰（The Decline of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历史背景中的人物显得更为与众不同。作者认为，对阮元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十九世纪中国的状态。本书第一部分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节。第一节“1764-1786年在扬州的成长岁月”（The Formative Years: Yangzhou, 1764-86）介绍了扬州的历史风貌，尤其是阮元所处的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环境。阮元的童年正如当时大多数读书孩子一样，由私塾童蒙一步步走过层层科举考试。在这一时期，外部力量亦开始介入阮元的生活，谢镛（1719-1795）和朱珪（1731-1807）在阮元经历科考时候成为科举监察官，而这两人同时又是之后登位的嘉庆皇帝的老师，阮元在科举中得到了他们的赏识，而这层关系也成为阮元最后一步步从底层走向权力中枢的重要助力。在阮元的一生中，朱珪也成为其学术观点及官员生涯最重要的影响者。第二节“1786-1793年在京的学术积累与仕途起步”（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Beginnings: Beijing, 1786-93）叙述了阮元在北京所经历的参考举人以及翰林院学士的人生经历扩展了其学术视野与政治影响。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阮元开始建立起在学界与政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1786至1787年的冬季，朱珪从谢镛手中接受了对阮元的庇佑及提携任务，亲自督导他的学习；而当时阮元所投宿的旅舍又正好在前门内，这种地处内外城要道的有利位置使阮元有更多机会接触那些皇城内的官员们，这些都为他的职业人生助益颇多。在当时朝廷编修四库全书的大背景下，阮元与朱家（朱珪、朱筠）的密切联系及良好关系使他进入了一个联系密切的学人圈子，其中包括纪昀（1724-1805）、钱大昕（1728-1804）、王昶（1725-1806）、毕沅（1730-1797）等，正如盖博坚（R. Kent Guy）所说的，“在这些圈子中的生活表明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及经济现实的某些方式”（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9），这种人际网络关系也成为阮元日后整个文化庇护事业的重要根基。在文中，作者强调了阮元与戴震的汉学流派的关系。虽然阮元本人未曾与戴震谋面，但阮元通过其学人圈子尤其是邵晋涵与王念孙而对戴震的观念甚为熟悉和关注，这种观念倾向也影响了他日后作为学术庇护人对不同学术流派所持的内在心态。在这一时期，阮元的知识背景使其能通过分析的方式找到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开始了他兼具官学的辉煌之旅。第三节“1793-1795年山东学政、1795-1797年浙江学政及1797-1799年北京期间的一位满怀期待的官员”（Drector of Studies: Shangdong, 1793-5; Zhejiang, 1795-7; and Expectant Official in Beijing, 1797-9）叙述了阮元外放山东、浙江任学政的情况。在这些崇文盛教之地，阮元开始将其一生投入于学术创作与学术庇佑之中。学政之职在清代政府体制中虽则地位不彰，但往往是官员跃升的一个台阶。学政的工作有着相当的独立性与威望，但还是要与当地总督或巡抚协同办事，当总督或巡抚亦热心文教时，两人常能通力合作，当出现问题时，学政则常能免其责。在山东学政任中，阮元崇文兴学，不遗余力，在同时又通过联姻强化了与毕沅的紧密联系。浙江学政任中成为阮元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开始依照朱氏兄弟的传统庇佑学人，其中尤以编纂《皇清经解》的严杰及纂修《广东通志》的江藩为代表。在这些年中阮元作为学政扩展了其知识兴趣，与学者建立起广泛联系并开始构思诸部大型著作。作者在文中认为尽管嘉庆皇帝使用学政作为其在各省的耳目，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阮元也是在知识界的耳目。（此观点取自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载《清史研究集》1982年第7期，第245-255页）在这一部分最后，作者对阮元接受地方任职的原因加以了分析，并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京任职时其俸禄无法维持生活，而外任之后，则可以得到大量养廉银及额外收入（extra income）。此外，像浙江等地的学术活动也吸引着当时年轻的阮元，并试图在此有所著述。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同样依据时间顺序编排，历述了阮元在浙江、江西、广西、广东、云南担任地方主官时的情况，其中特别突出了阮元在社会控制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行动，如其对海盗、秘密结社、涉外审判、云贵一带涉及朝贡国与少数族群的边境纠纷等情况的处理，体现出作为官员的阮元的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最后还专门就阮元的社会福利计划做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阮元为官时在安全与控制领域的活动只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面向，而他在浙江的社会福利计划则展示了他作为官员与个人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关怀。作者在书中对阮元抚浙时期的社会福利计划做了一个详细的历史学考索。第三部分则展示了阮元的“闲趣生活”，这不同于他的为官生涯，但是这种“闲趣”（leisure）又不同于西方意境中的完全放松享乐，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琴棋书画，这种为官之外的行为成为阮元学术活动及惠泽学林的重要方式。在这种闲趣生活中，阮元逐步完成了他著述、纂修或编辑的八十多种书籍，在清代中期的学术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还强调指出，当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更为客观地看待清朝这一历史阶段时，他们就会发现在满洲统治下的士人们能够而且已经为中国古典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阮元则是十八与十九世纪之间学术发展的一个纽带，当如今的国内外学者们关注清代学术史之时，阮元的地位也就显得越加重要。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对“扬州学派”专门作了简要叙述。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指出，阮元对于清代中期学术与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他推崇“实学”而反对“虚智”，在这种观念角色下，阮元基本上就成为具有四库全书实学传统的汉学学派一员，而这一点在我们研究阮元的学术庇护事业时需尤加注意。阮元作为其家庭网络中的角色体现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对阮元父母及家祠、敬父、丁忧等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阮元的祖先及家族如何形塑了其儒家性格，他的后代的情况，其子女们又是如何受惠于这位成功的父亲。此外，在阮元的家庭网络中又存在着各种女性，诸如阮元的母亲、妻、妾、女儿、孙女等，她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同时她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作者在此皆作了详细论述。阮元对待女子的观念继承自他的母亲。阮家妇女能够适应文化传统所赋予的角色，但是特别之处在于她们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而这点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所不具备的。第五部分则继续依据时间为序叙述阮元在京师任高官的经历。作者对阮元从昆明返归北京的旅途状况作了探究，对期间阮元与林则徐在南京的会面情况作了说明，认为林则徐后来在广东销烟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阮元之前的做法，而不同之处在于阮元是从中国贩子手中收缴鸦片，而林则徐则直接收缴自英国鸦片贩子。作者对阮元返京后首日任大学士的的情况作了细节式的刻画，给读者以不少的新信息。作者发现之前的研究很少关注作为群体的北京高层官僚，她认为这些高级官僚们（以阮元为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皇帝的私人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就阮元是否是183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推动者的问题加以了探讨。最后，作者通过对新发现的阮元信件的解读，更清晰地勾画了阮元在扬州的最后十一年生命岁月。阮元最后的居家生活、财政担忧、故旧老友以及继续享受的朝廷优遇、八十大寿的丰盛礼物等为读者展示出这位耆老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还对阮元的收入及清誉问题加以专门论述。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说：“我花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此书，我认为有其应有的价值。……对于我而言，研究过程广阔而又满怀激情，亦是对写作的挑战。我很高兴能下决心着手这一传记研究。我也很高兴这项工作并未因为迁延日久而显得过时。”（本书第305页）作者并对阮元的图像、个性加以了简要说明，并重新概述了阮元作为私人、学者及学术庇护人以及官员的经历，并认为，对阮元来说在官僚工作与学术工作之间是没有选择的，他在两个领域内都成就卓著，他在学术上的成功归因于他的过人天赋，而他的官职有给他提供了发挥其天赋的机会。最后，作者还就阮元与皇帝的关系作了初步划分，认为在乾隆朝他人微官小，只是乾隆帝的一个宠臣并惟博皇帝一时之乐而已；而由于与嘉庆帝师朱珪的特殊情谊，他遂与嘉庆帝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阮元得以不受同僚掣肘而建树颇多；进入道光朝，阮元已是风烛残年，道光帝以长者尊之，大授赏赐。这种关系的变化在研究阮元的生活与思想变化时亦应考虑到。在附录中，作者通过对材料的考索罗列了阮元的世系、浙江帮会关系图、与阮元相交的学人表以及阮元的相关著述，条分缕析，搜罗详尽，这些都可供国内学者参照。有必要指出的是，可能是由于排版的问题，在中文书目部分出现了很多字词错误。如第348页“田嘵鈾”应为“田曉鈾”；第350页“杜連桔”应为“杜聯喆”；第351页“楊州”应为“揚州”、“王田有”应为“王天有”；第352页“Ninghai Publishing”应为“Liaohai Publishing”（辽海出版社）；第355页“繆全蓀”应为“繆荃蓀”；第358页“盛郎西”应为“盛朗西”；第362页“楊州學派研究”应为“揚州學派研究”；第363页“喻松清”应为“喻松青”；第364页“張得澤”应为“張德澤”、“張其均”应为“張其昀”、“詁經精社志初稿”应为“詁經精舍志初稿”、“楊州學派新論”应为“揚州學派新論”；第366页“左布青”应为“左步青”。读者在引用此一书目时务请核对中文原文。总体说来，本书资料考索较为翔实，论述亦显露不俗功力，作者着力通过对阮元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探究，使我们对于阮元的生活状态及其背后的清代学术纷争及政治流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阮元研究乃至清代人物研究的深入与国际化有所助益，在2008年7月7日本文作者与德国指导教授Sabine Dabringhaus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讨论中，两位教授亦提及了此书，可见此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受到关注。本文作者也试图通过这一简述性文章将本书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们，并希望能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以进一步促进国内的阮元研究乃至整个清代文学研究。｛资料源来源：《清代文学研究集刊》（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2辑（2009年8月）｝

201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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