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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杨启樵先生

最近得到今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赠送的杨启樵先生新书《雍正篡位说驳难》。书内有单独一章《金恒源的雍正篡位说》。杨启樵先生对2004年上海社科院《史林》?《雍正篡位说新证》及2007年中国社科院《清史论丛》?《论康熙帝之死》二文甚为不平, 对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正本清源说雍正》及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等拙著更是甚为不平。而且明言：〝倘其所言不实，竭诚欢迎包括金先生在内的海内外人士赐教，是所至盼〞。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82页, 以下简称页〝赐教〞二字实不敢当，不断交流探研、揭示不实之说乃学人应有之责，现择要作答如下。 1.康熙不满〝五旗诸王〞究竟意指何人？笔者在拙作《正本清源说雍正》?《雍正决非康熙指定继位的最新史料》内，据《圣祖实录》及湖南岳麓书社《清通鉴》，列举：〝第一次复立太子时，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十日，康熙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封胤祐、胤硪为郡王……。就在以上分封当天，康熙在给满汉大臣的朱笔谕旨中有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朕观五旗诸王，并无一人念及朕躬，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外面匪类有将诸子肆行议者，朕诸子并不与之较。以此观之，朕之诸子可谓厚重矣。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康熙说的五王，就是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其中就有四阿哥胤禛。这些人〝并无一人念及朕躬〞，康熙对这五个年长皇子〝人情若此〞〝深为愤懑〞、伤心透了。康熙于分封当日不仅亲笔写下并当即就公开了以上谕旨，怎么还会选择四阿哥雍亲王作继位人？《正本清源说雍正》第117页上引《圣祖实录》原段史料中尚有〝朕诸子坐次何故令在伊等之下？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今日乃立皇太子复立吉日，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然，依杨启樵先生结论，康熙此谕中的五王，不是指五位皇子阿哥，而是指：〝康亲王椿泰，顺承郡王布穆巴，平郡王纳尔苏，庄亲王博果锋，显亲王衍璜，裕亲王保泰，信郡王德昭，安郡王玛尔浑，简亲王雅尔江阿〞。杨文认定，〝金先生却误认为诸子就是五旗诸王〞。第84页究竟是金先生错了，还是杨启樵先生指责错了呢？好在双方列举的史料井无出入有异，白纸黑字，是可以理论、辨证清楚的。康熙以上谕旨中确有3种人, 即1 朕之诸子；2 并不念及朕躬之五旗诸王；3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康熙因〝深为愤懑〞于分封五位皇子当日书写朱谕，主要是针对谁的呢？依杨启樵先生结论，主要是针对康亲王椿泰等9王及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 决非是指当日分封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杨启樵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大有问题的。其一，引起康熙书写这份谕旨的外因，确是康亲王椿泰等9王〝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及肆行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引发康熙〝深为愤懑〞而书写朱谕的主要内因，是诸皇子尤其是五位封王的阿哥听到〝朕躬为有何关系后〞，〝并不与之较〞，即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其二，这条谕旨虽然很短，文字己不多，却6次指明是针对〝朕诸子〞或〝诸阿哥〞。原始史料中早已十分明确指出〝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白纸黑字，分明是针对诸阿哥，且由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康熙在〝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同时，还又提到，〝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可见，这个朱谕的重点，从头至尾就是针对诸位皇子、尤其是年长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康熙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正是这个意思和当日之情状。即使谕内五旗之王牵涉到杨启樵先生所说的康亲王椿泰等9人，康熙当日书写这条朱谕乃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则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错在何处？离谱在何处？同一天,紧接着上道谕旨后，康熙又谕宗人府：〝……今见承袭诸王、贝勒、贝子，又招致种种匪类于朕诸子间肆行谗谮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穷究，即此辈之幸矣。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允祉、允禛、允褀俱著封为亲王，允祐、允硪俱著封为郡王，允禟、允裪、允禵俱著封为贝子。尔衙门即传谕旨，察例具奏。〞《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这就再次证明：复立皇太子当日，康熙帝二次谕宗人府，都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即使外间存在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这9人都不是康熙子女。康熙指责〝朕诸子〞〝诸阿哥〞听之任之、〝并不与之较〞，这才是康熙〝深为愤懑〞的主要原因，也是〝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主要原因。康熙谕中恨曰道〝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虽也包括了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更主要则是针对〝朕诸子〞〝诸阿哥〞。此谕并不是向康亲王椿泰等9人宣读，而是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内容与事实早己清清楚楚、确凿无疑。然，白纸黑字、记载确凿之事，杨启樵先生却非要不肯面对，反而判定是〝金先生错得离谱〞。如此脱离史实、主观武断，却又气势汹汹强加于人，是否杨启樵先生心中的莫名之火气大大远远超过了学术研究之需要？正是康熙四十八年的以上情况，引发了康熙重新立储欲立幼的思想与计划。作者在拙著中又列举：〝二废太子后，康熙又在五十二年1713就左都御史赵申乔奏立太子一事向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郑重提出：〝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圣祖实录》卷253；《正本》第117页据此，作者得出：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吐露出重新立太子将〝立幼〞，正是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观察的结果，是对汉唐以来立储经验与对现实形势判断顺理成章之结果，也是将四阿哥胤禛排除在〝立幼〞之外的必然结果。据孟森、王钟翰、戴逸、白新良、许曾重、梁希哲、杨珍、金承艺、高阳等诸先生及多位海外学者如美国恒慕义先生的研究意见，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间，康熙已属意十四阿哥胤祯，令其建功，树其威信，清代秘密立储实肇于始，余深为钦服并采用。之所以自称其为新史料，是因为这段史料罕见有人采用，希望引起方家注意，如此而己。杨启樵先生对新史料三字很不满，很不高兴，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杨启樵先生竟指责〝金先生错得离谱〞第83页并断言：〝金先生并非笔误〞，〝美其名为新史料的新发现，至今已历数载，无人指摘讹纠，相反地还受到个别学者激赏〞第84页 2.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据台中研院史语所李学智先生赐教，康熙临终前确有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我之所以强调满文遗言中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是面对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损缺、断档、不完整、不连贯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同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中，在应该可见之继位人名字处都损缺、断档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惊人的一致，我坚持认为这不是巧合。康熙临终前的满文遗言记录副本中明确是〝交付内阁〞，没有令隆科多传旨，更未令隆科多撰写遗诏。隆科多本人也早已否认了令其托孤一说。故，无论皇四子后来令隆科多撰写遗诏，还是令张廷玉撰写遗诏,都是违背康熙〝交付内阁〞的原意，也是违背清代传位诏书撰写的制度规定和程序的。所谓不合法，法理依据于此。台中研院史语所陈熙远先生曾来信赐教，“传位诏书可以事后追补”。我已坦诚相告：康熙遗诏真伪之焦点，并不在于系康熙生前还是身后，而在于目前所见到之汉文康熙遗诏是否真实、完整记载并表达了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杨文始终不在汉文康熙遗诏系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上举证，始终只强调传位诏书可以在传位皇帝死后补作，不仅是避重就轻，而且完全是在转移争论之焦点。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及满文遗言记录副本都残缺不全，在要谁继位处都断档、缺损不见，唯康熙死后七天四阿哥雍正及张廷玉一手公布的汉文康熙遗诏才可见要皇四子继位，这个事实，能证实皇四子清白、无辜吗？〝康熙行事一向缜密，必会临终前留下亲笔手诏，哪怕是寥寥几个字〞《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第53页现在杨先生提出〝最多于纸片上用朱笔写下皇储姓名〞198页并无什么新意。 “十四阿哥胤祯终于以“痛哭回意”收场。这也是胤祯顾全国家大局、不搞分裂的可贵之处”同上202页现在杨先生提出〝拙见以为允禵不满不服雍正继位，却无兵变意图”150页，也并无什么新意。 3.关于康熙死因康熙之死与四阿哥雍正及人参汤扯上关系，并非创自于街头巷尾之民间故事，实来自于雍正本人钦定并大力宣传的《大义觉迷录》。人参若与症不合，无益反而有害乃至与死字挂钩，言出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康熙给大学士李光地奏折的朱批：〝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康熙御批》上，200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119页。至于精神刺激对年老病人之危害，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以康熙帝本人而言，精神刺激致其患病也有十分具体而又明确之记述。例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康熙谕曰：〝朕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惟于兹事废太子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气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朕观大小诸臣，无不实心爱戴朕躬。而伊等结为朋党，故欲使朕气忿，情理可恨，无如此者。〞《圣祖实录》236卷，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大学士马齐〝御前拂袖而出〞、八阿哥把将毙之鹰献于皇父康熙帝，都是〝故欲使朕气忿〞之举。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四阿哥如何〝故欲使朕气忿〞，余不必胡思乱想无据妄论。现将2件事实列出：其一，据官书记戴，当日凌晨1-3时康熙谕令身在南郊天坛的皇四子〝速至〞。皇四子竟拖延至少8个小时，中午11时左右才抵达畅春园。其二，四阿哥入畅春园后，康熙告之病势日臻，只字不提要其继位之事，甚为怪异一。自中午11时左右皇四子进见康熙，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后，直至晚上7-9时康熙去世，在近10个小时里，皇四子5次进见，只是〝含泪劝慰〞雍正自述，见《大义觉迷录》却始终不见召太医，此为怪异二。四阿哥在遭到谋父攻击后，始终不见太医如何救治，更不见四阿哥如何组织太医救治，此为怪异三。二百多年来，海峡两岸故宫遍寻当日康熙病情脉案与太医救治记载，居然无片纸只字，此为怪异四。以上种种事实，可为康熙帝正常病故、雍正清白无辜之依据乎？即使只字不提人参汤三字，能洗刷、否定雍正在康熙之死事件上之嫌疑乎？康熙五十九年，西元1720年12月以后、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13日之前，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伯爵把意大利米兰传教士、内科大夫沃尔塔介绍给身在畅春园的康熙帝。〝康熙帝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后，便同意让他诊脉。沃尔塔大夫马上执行旨意。为了做出关于皇帝陛下健康状况的正确诊断，还要求当天晚上和次日晨再次诊脉。康熙帝当晚上床时和起床前又被复诊了两次脉，内科大夫断言，皇帝的健康状况极好〞。刘晓明编译：《清官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父回忆录》，《紫禁城》，1990年第4期，第13页两位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帝身边第一现场慎重的诊脉结果，应当是可信依据。这与作者列举康熙帝晚年给皇十四子大量满文朱批中亲口相告亲手写下的健康状况，也是完全吻合一致的。杨引康熙六十年五月康熙帝谕户部〝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句，均是老弱之相，这与同年外国传教士兼内科医生诊断的康熙无器官大病并不矛盾。结合康熙生命的最后七天始终不见太医活动而突然蹊跷死亡，不能不促人深究。杨文引述的“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云云，均是老弱之状，亚健康之状，并非器官性致命重症。康熙帝晚年大量朱批中的自述及多名外国传教士的亲自诊断记载，应该远比《实录》官书更为可信且精确。 4.关于雍正死因杨先生在《驳难》中一再或明或暗强调，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氏〝三十年前撰写雍正暴亡之谜，推定死于服饵丹药。〞〝作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篇幅最多，应推小可杨某。〞112-113页大有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某建树之意。并写道，〝他对报社记者指北京科技报记者高谈阔论，说雍正好色，雍正横死，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杨用洗桐的话在书中道：”金恒源还不是照搬人家杨启樵先生的，不过就是把丹药换成春药而见已。〞113页以上云云己超出了学术研讨之范围，而且含沙射影，不得不揭示于下。首先，金〝对报社记者高谈阔论〞云云纯系胡说，根本没有此事。杨先生望文生义，以为如此，并未核对事实就大发议论，根由在于〝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其实，金某提到与否又有何关系？提到杨某未必就为杨某增光，未提到杨某也未必就会将为杨某减彩，杨先先有何必要如此在乎计较金某提到于否？退一步说，即使有记者釆访，当然是要听被釆访人〝高谈阔论〞，杨先生又凭何火气大发？杨先生研究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始于八十年代。在此之前，金梁、肃一山早在三十年代就己提出；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恒慕义先生又提出；八十年代杨乃济先生专题研究过，九十年代李国荣先生也专题研究过，都有过精深阐述，可见关注研究者从未中断。杨先生自认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言过其实也。杨先生关于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强调的核心是服丹药中毒说。例如，〝我个人以为他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敞版社，2003年，第280页〝断定他是服饵丹药中毒〞同上书自序，第2页然，雍正对丹药中毒或大臣对丹药有毒之担心疑虑，早就用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释疑之。雍正告之曰：此丹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攻。”《朱批谕旨》，雍正十年十月初十日田文镜奏折朱批；转引自李国荣、张书才著《实说雍正》，第112页雍正要田文镜“放胆服之，莫怀疑，此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同上雍正亲笔写下的“有益无损、知之最确” 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与服丹中毒说出入甚大。窃以为，雍正之死有四方面原因, 非止服饵丹药中毒一个原因：其一，雍正执政前七年十分勤政，长期体力透支，对其健康有很大影响；其二，雍正长期服用丹药，体内中毒积累甚深；其三，雍正服用丹药，希冀长生不老。长生系求延寿，不老系指性功能旺盛。李光地年已七十，雍正赐丹望其多子即是。望其多子之语对岳钟琪、张延玉、鄂尔泰等臣都说过。雍正七年后后宫女人大量剧增，总数达30人之多，吾评论其乱服春药说由此而来，并非简单搬用杨氏中毒论；其四，雍正晚年经常失眠、心神不宁，与他晚年内疚心结有关，此心病也严重损害其健康。四种不利因素同时存在，体内中毒积累与乱服春药则加速其暴亡。见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杨先生完全可以对本人研究雍正死因的以上心得与陋解视而不见，然，含沙射影说金某完全在引用照搬杨氏的雍正服丹中毒说，岂非脱离事实、无稽之谈！ 5.杨文的其他若干不实之处 1杨先生书中说，他同我〝有一面之缘，2002年大连清史会议〞第76页此言完全不实。2005年8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80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研讨会，吾有幸与杨先生一个组。而且，杨先生第一个发言，就指名要〝上海来的金先生〞回答问题。我再三推辞不掉，只好恭敬从命。杨先生认为，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合法与否无关，故，说康熙遗诏是真者甚为可笑。如今又冒出康熙遗诏是伪造论者，则更为可笑。金先生的意思究竟是说雍正是篡改了康熙遗诏，还是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杨先生认为，这是两回事。今天金先生就在这里，要向金先生请教。本人平和回答：认为康熙遗诏是真实者，乃学术研究之需要；认为康熙遗诏是伪造者，也是学术研究之需要，这并没有什么可笑。有人一会儿说康熙有遗诏，则召之即来；一会儿又说康熙无留下遗诏，则挥之即去；一会儿说遗诏真，是证据；一会儿又说康熙不会留下一鳞半爪任何证据，自相矛盾，这才真的可笑。认为自己说的全是对的可以一錘定音拍扳定案，容不得、见不得别人再研究，也是很可笑的。在我看来，如果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势必还要再伪造康熙遗诏；如果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就说明雍正己经篡改了康熙遗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完全割裂。据我研究，天坛祭天与传位继位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暗示作用。如果康熙要用祭天暗示选四阿哥继位，皇四子和所有其他皇子、大臣却都毫无察觉，康熙不会作这种无用的暗示。据我研究，康熙朝及以前，传位诏书并没有一定要书为〝皇x子〞的制度规定。提出书写制度规定者，至今也未公布制度出典和规定的具体规则来。顺治帝传位诏书原件犹在，并未写皇三子玄烨，而是〝朕子玄烨〞。最后，本人还表示，在座者有许多都是名家，无论在年龄上还是研究资历上，自己都是后辈，自己要向前辈学习。记得那次会议上杨先生还带了袖珍录音机。吾也有多枚会议照片保存。在避暑山庄内最高峰四面云山亭，笔者指着四面云山亭匾告诉杨先生，康熙末年康熙帝在此亭作诗《西望》，并一再多次询问身边人：西部可有奏章呈达？会后，杨曾对我埋怨：〝金先生今天的会上发言，很不客气，我提出来讨论，目的是想把问题越辩越明。〞我告之曰：〝其实不用解释，我的目的也是想越辩越明。〞杨先生何以对02年初会细节尚存入记忆，对05年当面热烈之研讨内容则健忘贻尽、只字不提耶？当时现场与会者不少于20-30人，又岂能因杨先生有意只字不提就可抹杀、否认以上之事实耶？ 2〝说他隆科多以武力威胁诸人，实无其事。〞108页试问：康熙去世当晚，传教士马国贤在畅春园亲见大批铁骑奔跑四出，气氛恐怖，是不是武力？当晚将去世后康熙伪装成康熙回宫并由隆科多带兵举刀〝护送〞，是不是武力？第二天晚上诸阿哥、众大臣分别接通知后分别入乾清宫后，随即〝九门关闭一周〞，乾清宫大门更当禁闭，是不是借助隆科多武力威胁与举措？若没有隆科多武力相助，四阿哥何能成其这多事？ 3所谓金先生对雍正何以会留下阴谋罪证留在我们手里只字不答，更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写道：〝雍正如果是篡位的，他干嘛要把这个证据留在我们手里？〞198页〝我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199页杨先生此言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此问是指2006年笔者与纪连海先生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上的一场PK。其文字依据是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说雍正》。其实一，2007年我就分别与纪连海先生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说雍正》一书编辑去电提出了异议，书中许多内容与现场实播有出入，纪连海先生和辞书出版社编辑均已向我作了口头说明并致歉。其实二，早在2005年，笔者就在书中写道：〝或许有人会提问：既然胤禛己对康熙遗诏作了技术处理，何必保存至今？胤禛决不会愚蠢到授人以柄。〞《正本清源说雍正》,80页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初步就此作了解答。 2008年，笔者又在书中提到：〝雍正既要删除它指满文康熙遗诏上继位人名字，为什么还要保留它？难道不怕留下把柄？〞《雍正称帝与其对手》，65页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提出了8条解释理由或意见见同上书65-67页白纸黑字都历历在案，而且两本书中都早于2006年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前就己多次作了回答，杨先生却在看过这两本书后居然仍宣称〝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杨先生究竟是在对读者说慌话假话，还是在说违心之话、负气之话？杨先生说的与事实相符吗？须知，古今中外的一切证据，都是罪犯或嫌疑人自已留下的，都不是他人强加的，这本是社会规律和常识。怀疑、否认当事人不会留下对己不利之证据，明显有悖以上该条社会规律和常识。满文康熙遗诏和满文康熙遗言记录都残缺不全，《大义觉迷录》内种种不实、有悖常理、越描越黑之类不利于雍正之言，都是雍正本人留下的，他人之辩护，怎能否定以上之事实？杨先生《驳难》中的不实之处还有许多，已不必一一全部列举。对杨先生愿意化费时间审读本人拙作并给予诸多指教，虽有许多严重不实之处实在不能盲从之外，本人还是要深表感谢。尤其是杨先生指出学术论著不该夹带文学描写，此言甚为至当。先生此举定会有助于本人今后学术研究之推进,并对杨先生的诸多发问与文笔之犀利，表示敬意。（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雍正称帝与其对手》）

2012-12-01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复兴，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进行。随着学界思想逐渐开放，以及对传统研究模式的不断反思，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从复兴到逐渐成为热门学科的过程。本文仅就此三十年间，社会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发展脉络、研究领域、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做一回顾，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方家见谅。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复兴，与产生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针对为统治者服务的传统旧史学，提出了批判，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提倡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此后，打破帝王将相史，重视“民史”的研究倾向在学界蔚然成风。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四个以“疑古”为基础的观念，强烈撞击了传统史学的治学体系。与此同时，顾颉刚还倡导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为推动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展现出异于旧史学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大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顾颉刚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等地进行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民众历史及非政治史走进了众学者的视野，极具开创性的有学术分量的著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具有鲜活的气息。突破旧史学的局限，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另一支生力军，来自于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1920年，李大钊率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明确反对“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旧史学[1]，倡导“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史学[2]。20世纪30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家前途堪忧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进程，成为此次论战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主旨的论著，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成为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南京文心印刷社，1936年），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史的代表性论著。进入20世纪50、60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史研究整体上趋于停滞，但仍有少量学者依旧关注社会史问题。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随后，又撰写多篇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论文。1979年，侯先生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值得一提的是，以华南傅衣凌为代表的经济史学者，通过探讨“五朵金花”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并推动了该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同时，该学派还培养了一拨年轻学者，在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之后，他们成为经济史、社会史领域中的重要生力军。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界也逐渐摆脱“左”的禁锢，开始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关注西方学界、借鉴相关理论方法，成为大陆学人的共识。这一时期，弗莱德曼的宗族、乡村社会研究，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以及年鉴学派的诸多理论及著述，逐渐为大陆学者所了解。这些西方研究，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在突破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僵化观念，延续顾颉刚、李大钊等前人开创的学术脉络，吸纳西方学术理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中国社会史开始了复兴之路。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3]。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单位及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室或研究点，调拨优秀科研人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同时，还定期举行全国性的社会史研讨会，并在1992年的沈阳社会史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学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对规范、促进社会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史复兴之初，到底什么是“社会史”？其定义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地争论。在1986年的首届社会史学会上，学者们即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以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4]。但一部分学者却主张社会史就是“历史”，现在大家所理解的社会史实际上是指社会生活史[5]。这些观点，日后逐渐形成“专史说”与“通史说”两种理论，其中“专史说”影响较大。乔治强、冯尔康、王先明等多位先生，曾先后撰文阐发“专史说”论点，指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等等，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6]。而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支持“通史说”的学者则主张，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7] “专史说”与“通史说”虽各有不同，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等内容却有着共同的关注，这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下层，投向民众。从较为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到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学者们尝试着从各个层面，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这一时期的众多成果，以其学术视野的拓展性及研究指向的广阔性，着实为史学研究增添了异彩，将史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更为宽阔的领域。然而，当社会史取得可喜成绩，跃身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一时，一部分学者却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早在90年代初，彭卫就曾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早年所面临的那种“缺乏创造性”的状况，“尽管社会史研究的各种著述不断增加，但它们所负载或提供的新意见却没有相应的增添，就是说，社会史研究表面上的方兴未艾，并不能掩盖它实质上的困境，表面上的‘热’正在‘冷’中摇曳。”[8]而“冷”的症结，归根结底则源于面对困境却不知如何突破。其后，赵世瑜也谈到“‘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但也由此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9]。实际上，“鸡毛蒜皮”研究选题并不是产生研究困境的根本原因，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正是从面包、饮食习惯、住房样式、闲暇时间的利用等等日常生活琐事入手，考察重大的历史问题，写出了《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作。近期的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孔飞力《叫魂》、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等等作品，也都是从微观的下层民众生活入手，最终着眼于宏观的政治、社会、国家。如何克服琐碎的叙事，成为中国社会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90年代初，有学者在“专史说”、“通史说”之外，提出了“范式说”，认为社会史并不是一个史学部类，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治学理念，简言之，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将“范式说”理论阐述地最为全面，且影响最大的，当属赵世瑜先生。赵先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10]，“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其次，社会史作为一种整体研究，是作为新史学范式的具体表现。它既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11] 同样持“范式说”观点的定宜庄先生，则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出发，指出：“早些年，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社会史）看作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或者直接将其等同于‘社会生活史’乃至‘下层社会生活史’，由此而产生诸多误解。譬如，以为社会生活就是对衣食住行的琐碎描述，……；以为所谓的‘下层社会’，就是流氓、乞丐、小偷、强盗和妓女等‘下九流’的代名词，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是将粗鄙庸俗的趣味带进本来很高雅的史学研究之中，等等。这些误解，曾使很多学者，尤其是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功底甚深的学者对社会史退避三舍甚至心生反感，也因此而对社会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2]因此，仅仅将社会史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史的发展，只有当其以研究范式的面貌出现时，才能真正充分展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基于“范式说”，学者们进一步提出，社会史研究者应调整立场，将“眼光向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这意味着社会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种种重大事件和制度，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3]民众生活离不开社会群体，他所有的基本日常活动、行为、生活习惯、风俗都来自于社会，也必然对社会有所反映。“自下而上”的视角，正是要将“底层个体”与“国家”、“社会”结合在一起，强调置于“国家”、“社会”、“群体”中的“底层个体”研究。然而，这种视角又绝不等同于传统史学以“国家”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是“底层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对“底层个体”的影响，以及“底层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王朝的兴起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4]历史是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环境造就的产物，它就像拥有无数棱面的水晶体，每个棱面在构成整体的同时，都会折射出自我个性的独特光芒。 “范式说”的出现虽稍晚于“专史说”及“通史说”，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史学界原有的思维模式，拓宽了学者的眼界，深化了学者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自此而后，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及论著，对整个社会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理论问题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焦点性问题。除了“范式说”依然具有强烈影响外，社会史学界还涌现出了一些新观点。近年来，以杨念群教授为代表的“新社会史”[15]，提出建构中国本土的“中层理论”[16]，倡导政治史的“复兴”。杨念群声称，虽然尚无明确而清晰地解释“新社会史”概念的内涵，也无法清晰地划定它与以往社会史相区别的严格界限，但有两点是很明确的：其一，历史学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新型社会史不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要求，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因此，“划定范围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这些界限的划定不一定具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却一定代表着不与以往框架重复的实际操作含义，否则大量史料的发现与阐释有可能不过是为解读旧有框架服务的工具而已。”其二，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为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17]。由此“新社会史”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前景，力图建构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解释框架、概念体系。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倡导者——孙江则直接提出新社会史将放弃构建整体史的观点，主张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并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18]。社会史复兴三十年来，关于社会史理论的各种争论从来未间断。学术争鸣，对于人们认清社会史，不断反思社会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推动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探索社会史未来的学术目标与学术追求，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三十年来，社会史的蓬勃发展与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紧密相关。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理论探讨仍显不够，尤其缺乏层层深入，或在理论指导下就具体课题所作的某种示范性研究，很多工作仍有待众学者继续探索。二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长时段、整体观，以及反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历史研究等理论，无疑强烈地撞击了国际史学界，为史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天地，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些学说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的复兴、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持何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自社会史复兴初始起，都一致认同社会史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王朝史和政治史，它并不仅仅重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因素，不是为统治者总结历朝统治得失以便借鉴的“镜子”，也不是用来“教化”子民的工具，它更加强调在长时段中对整体社会的变迁进行地全方位考察，关注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生活，关注历史发展中的草根阶层，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往从上而下的模式，独辟蹊径地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待历史。这一颠覆性的改变，使得大量过去从未进入史学家视野的领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生活史是最早开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之一，也是社会史复兴之初，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众学者撰写了很多该方面的论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该课题得到198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1987年6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召开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此套丛书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均以资料系统、内容翔实见称。此外，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志远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的社会生活》（文物出版社1983年）、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瑞熙《宋代社会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也从各个方面考察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还有一部分学者，如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5辑1999年）、吴丽娱《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则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社会风气、习俗、文化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了有益的分析。另外，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2004--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曾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社会主导群体为主”为题，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本课题主持人商传先生，参与学者有社会史研究室定宜庄、胡宝国、孟彦弘、陈爽等先生，他们指出社会主导群体的演变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也是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同时，学者们还澄清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作为读书人代表的士与士大夫是社会主导群体的误解（这里所说的士与士大夫指科举产生后出现的读书人并取得社会身份的群体）。实际上，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士或士大夫，并成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期，只有晚唐、宋、明三个朝代。该课题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向地缘社会的过程中，就整体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宗族史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跳出以往对家族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先验性框架，从宗族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对宗族、家族进行了较之先前更为深入、客观地探讨。1992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宗族史论著。此后，冯尔康、常建华又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二书均从先秦乃至原始社会末期一直谈到宋明以后、或延续到近现代，从时间跨度来看，称得上是宗族通史。断代史方面，厦门大学学者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从家族活动、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族谱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郑振满的一系列研究，则从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出发，探讨地方乡族的自治化与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相互关系，他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等问题。其他学者，如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采用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将区域与个案相结合，以宗族系谱结构及其功能为重心，进而就宗族形态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互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北朝世家大族的家族背景、宗族形态、政治取向、文化风貌等问题，进而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通过考察商周祭祀类型、仪式、过程，探讨了该时期对祖先的观念，以及仪式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与宗法制度。再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该书增订本于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以及2005年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丛书：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邢铁《宋代家庭研究》、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等，均从不同层面、就对不同朝代，对宗族史进行了讨论。婚姻、家庭历来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成果众多，成绩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一书，成为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重印，内容涉及婚姻仪礼以及各种婚姻形态，包含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书约54万字，称得上是洋洋巨著。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等都是断代史方面的力作。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是该领域的一部上乘之作。传统婚姻史研究，大多着眼于制度层面，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关注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婚姻行为差别的研究，体现了不同人群，由于地位、身份、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行为。该书以资料雄厚和数量统计为研究特色，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婚外性关系等问题，是一部富有创见的高质量学术专著。其后，郭松义先生又与定宜庄先生合作《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文献，有关下层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少量史料，也凌乱难稽；方志、笔记与其他私家著述，对这类题目多做空泛之谈，从中很难把握实质。婚书却是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所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都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郭、定二位先生开创性的将婚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婚书出发探讨了婚姻家庭史方面的诸多问题。社会群体一直是社会史学者探求的重要内容，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群，有以身份界定的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胥吏、幕僚、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以性别界定的妇女史；以年龄界定的老年人、儿童历史。其中，妇女史的研究显得尤为突出。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指向从以往的被压迫史、解放史，扩展到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等领域，成果令人瞩目。杜芳琴继《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8年）之后，又与王政主编了《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录赵宇共《史前时期的社会性别：多学科的历史考察》、高世瑜《中古性别制度与妇女》、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宋代妇女》、定宜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等论文。2002年5月，李伯重、高世瑜、定宜庄、高翔、郭松义、徐建新、彭兆荣、王和、刘小萌、赵世瑜、王子今、徐思彦等学者在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召开了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主题的会议，从各个不同层面探讨了中国妇女史、性别史问题。主持人李小江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收录多篇重要论文，结集出版《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3年，李小江又主编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包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历程》四各部类，编者意在通过口述访谈，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性的历史，考量历史的足迹。在断代史方面，邓小南主编的论文集《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从不同层面对唐宋妇女加以考探，展现出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将妇女点点滴滴的生活与清代国家政治制度相挂钩，从微观层面探析了宏观的民族、政治与国家；定先生的另一本作品：《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则尝试着运用口述的方式，通过呈现十六位妇女眼中的世界，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人口史研究几乎与社会史复兴同时起步，上世纪60年代马寅初《人口论》遭到评判，人口史研究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现实人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口史也逐渐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是较早注意人口问题的大陆学者之一，自80年代初起，郭先生陆续发表了《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等文章，运用家谱、方志等史料，借鉴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清代人口统计、人口增长、流迁、男女寿命、人口与婚姻状态、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讨，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郭松义又与定宜庄、李中清等学者合作编辑并撰写了多部论文集及专著，该部分内容将于下文介绍，此处不赘。此外，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等研究，也是人口史领域内的重要作品。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的深化与扩展，一些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如与底层农村群体紧密结合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史；涉及民众文化、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及社会群体、早期城市化等问题的城市史；从人类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的认知，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以及由意念、心态出发，演绎出心态史等等。这些散发着新鲜气息的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指向。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是进入底层民众生活世界，考察其观念形态的重要窗口，它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紧密相系的特性，以及借鉴其他学科田野调查方式的可能性（主要指晚近时期），使得该领域近年来日益得到社会史学者的重视。候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通过造像记的剖析，考察了北方民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心态以及佛教对北方社会的影响，是研究民众思想的上乘之作。2005年，候旭东又出版《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一书，通过论述北朝村落生活、乡村制度中的诸多问题，解析了该时期的民众意识、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以及朝廷眼中的民众，本书是该作者的又一力作。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和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全书内容恰如书名“狂欢与日常”，揭示了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即他每年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赵世瑜是首先提出“范式说”的学者之一，此书可看作是赵先生对于该理论的具体实践。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通过考察了庙会的组织、活动内容、人们的观念与娱乐、社会功能等问题，指出庙会活动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同时，作者还提出庙会允许女性参与，是小传统，庙会中的妇女，绝不是那样刻板的，大传统话语下的女性没有真实反映女子的全面生活状态。中国城市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80年代后，城市史研究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作品。如通史性：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断代史：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本江户时代的城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赵世瑜《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将研究视野从关注城市空间的物理形成与发展，扩展到关注城市的空间结构对历史行为的影响。2002年——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合作中日城市史研究课题，尝试运用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的历史、空间构造以及各种文化设施等问题，探索在前近代以来的传统基础上孕育了怎样的城市、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2004年3月，由大阪市立大学中村圭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辛德勇共同主编的《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一书，作为两个合作机构的共同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大阪市立大学井上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振红又共同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该书主要就中国各个时期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探讨。除了与日本同仁的合作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2007年12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的“多重视角下的北京城市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定宜庄，近代史所刘小萌等三位先生做了学术演讲。三位报告人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北京城史中的诸多问题。[19]其中，郭松义先生《18—19世纪的北京外来人口——我国早期城市化的探索》，通过考察城市下层流动人群的生存状况、政治待遇等内容，探讨该群体对北京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力，以及社会变迁对下层流动群体的影响。刘小萌先生《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则强调了旗人在北京城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定宜庄先生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为题，讲述了自己十年来采访近百名老北京人的经历与感受。通过丰富而生动的个体记忆，定先生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沉浮于历史兴衰中的各个群体的“生命史”，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构成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北京史。当代史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轫者当属台湾中研院留法博士梁其姿教授，梁教授于1987年首先发表了《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20]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1]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论文。大陆史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相对较晚。1996年，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灾苏浙皖的大疫灾。同年，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就频发病重、分布地域及其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2]此后，医疗史开始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李玉尚曾专门针对病疫之一的鼠疫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就鼠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应等等社会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3]南开大学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郭松义先生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撰写了《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关注了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探讨社会变迁，体现了“新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心态史研究（亦称为心理史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有学者发出过应该重视心态史研究的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彭卫先生即是其中之一。1986年，彭卫撰文《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介绍西方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状况，尤其对奥地利、法国、美国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基地进行了评述，还就如何发展中国心态史学做出展望。1989年，彭先生又于《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从史学本质角度的思索》（《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一文中，阐述了心态史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1992，彭卫撰写《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成为大陆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心理史学理论架构的作品。其后，彭卫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等书，均是运用心态史进行研究的佳作。此外，罗凤礼先生也是较早论述心态史学的学者。1989年，罗先生撰写了《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论著，对欧美心理史学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先生撰写《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陈旭麓先生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4]。稍后，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一书，得到学家的较高评价：“作者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所叙所论恣肆新颖，其思绪足以表明作者之识见，而又无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心理学术语之嫌”[25]。当前，心态史研究，较之其他社会史各领域，仍相对冷门，但从其对历史关注角度的深度、研究前景的广阔以及其对史学所能产生的意义而言，心态史必将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涉及到每一个领域、每一篇作品。但从以上列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社会史在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异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极大地扩展了学者的探索空间，在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关照下，中国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三社会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远远超出了传统史学的治学范围，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史学的经、史、子、集以及档案等史料，早已不能满足治史者的需要，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房、日用杂书，甚至突破书面文字的局限，发展到口述、图片、影像、实物、声音等等资料。随着史料的多元化，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概念，在日益革新的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何寻找史料，如何解读、运用史料，如何将这些新史料以理论的形式支撑起来等问题，便摆在史学家的面前。一方面，要求学者改变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史料；另一方面，突破传统史学，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的诸多方法、概念、理论，也就非常自然的成为社会史研究者的选择。社会史复兴之初，由于社会学与社会史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社会学成为社会史最为亲近、借鉴最多的学科。社会史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成为社会史学者的共识。社会学与社会史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对社会史复兴的强烈影响，也被学者们一再强调。陆震指出，“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进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26]王先明也认为：“社会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日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是建立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在探讨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同时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概念、范畴、一般理论。我们应该力求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部寻找我们研究的突破点”[27]常宗虎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现象，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认为：“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根本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28]换言之，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毋庸讳言，社会史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针对这种现象，某些学者指出不应该过于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也不应该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史在观念和概念以至方法上受惠的学科绝不仅仅是社会学，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29] 实践证明，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也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史的发展。事实上，自社会史复兴至今，社会史除了受惠于社会学外，其他诸如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社会学科，甚至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理工学科，都对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由来已久，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30]。自上世纪70年代起，年鉴学派及欧美一些史学家就开始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大陆社会史复兴之后，民众生活与社会、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而乡村社会则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这些研究取向，与人类学的传统选题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人类学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也就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改革开放后，较早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在历史研究中的是华南地区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学者。这部分学者有着傅衣凌先生留传下来的坚实的经济史基础，利于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地区研究区域社会史，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开始关注人类学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国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庭、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经过20多年的扎实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进行的研究，也成为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此外，华南学者还特别注意理论学习，他们通过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举办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等，加强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并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在多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与理论探讨中，华南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31]。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也在不同地区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定宜庄先生，近十来年中，在北京、福建、辽宁、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或独立撰写，或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等先生合作了多本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也分别就不同区域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于199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了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这些工作对社会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入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社会史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细化，整个区域史开始显露出零散、碎化的状况[32]，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反思。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另外，杨先生还提倡打破“村落研究取向”，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33]这一批评，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赵世瑜表示赞同郑振满的说法，认为区域社会史学家到乡下去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固然有为了找新的材料方面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传世文献、传统的史料，这才是第一位的，寻找新材料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一个手段”[34]。行龙也指出历史学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寻找材料，它可以辅助学者更好的理解文献，还能激发调查者的灵感，使调查者萌生新的问题意识；而寻找材料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1、扩充史料，对正史做一个“由下自上”的补充；2、纯粹搜集史料，当前，很多研究问题都是史书记载缺失或非常有限，只能通过田野调查完成[35]。常建华则指出区域史研究从其产生开始，就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它的终极追求是探索‘中国社会变迁’，很多学者已为此做出了很多工作。[36] 定宜庄先生对当前的区域史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的状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社会史学者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这是近十多年社会史学界最为时髦也最为人推崇的做法，看起来成果累累，事实上问题甚多。“从人类学家一面来看，这些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没有能力与活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家一面来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捡到篮中都是菜’，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在史学上究竟具有多大价值也令人怀疑。”[37]在这里，定先生强调了两个问题，1、田野调查应加强与活着的人接触，不能仅仅成为书斋的延续；2、区域史研究应强调田野与文献的比堪。在我理解，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如果田野仅仅是书斋的延续，学者即便将田野与文献做对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是将两种不同的材料进行对比，并没有突破书斋的范围；只有当田野跳出书斋，不再仅仅承担搜集史料的工作，而能够有其自身独立价值的时候，二者的比堪才具有意义。定先生的这一看法，来源于她本人在研究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如上文所述，定先生长期从事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研究特色在她与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先生合作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自1998年至2004年间，定宜庄与郭松义二位先生曾几度前往辽宁省的盖州、海城、营口、法库、开原、铁岭、新宾、怀仁和本溪等市、县的近百个村庄，访问了百余名老人。他们的田野工作，除了搜集到丰富家谱、碑刻等文献外，还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调查方法。在该书的绪论中，定先生谈到他们田野工作的要点：1、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活人的回忆去追溯过去的历史；2、这种追溯，是在掌握的户口册与文献基础之上进行的，将其称为“核对”更确切些；3、即使是做口述史，其实也是在从当地人口中寻找对散佚文献的记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的历史。[38]由此可见，他们田野工作的特点在于：1、在寻找文献的同时，还着重考察活着的人如何记忆历史；2、通过对比历史文献与人群记忆的异同，考察这一群体的形成、历史上的存在状态、族群记忆、族群意识及自我认同。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田野不再仅仅是文献的附庸，而具有了与文献平等的独立价值，拓展了田野调查的内容、深化了田野调查的意义。对于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零散、碎化现象，我们无须讳言。学界广泛、积极、严肃的争论，往往能刺激下一个发展契机的萌发。在争鸣中，我们期待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下一个春天。在历史人类学的蓬勃发展同时，社会史还广泛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诸多研究领域，如与人口学、计量学相结合的人口史；与医疗、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医疗史、环境史、生态史；与人口、生态、心态等多学科结合的城市史；还有与社会学、心理学相结合的心态史等等。学者们在这些研究领域内的勤奋耕耘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优秀成果，对社会史，甚至历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人口史兴起之初，研究者就比较重视跨学科研究模式的运用。1993年，郭松义先生与美国学者李中清组织召开了“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因此与会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疾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学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清代皇族人口增减的问题，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1998年，郭松义、李中清、定宜庄三位先生，又组织了“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会议，邀请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婚姻、家庭、人口行为，并结集出版《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上文提到的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则是几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对多学科合作的一次实践。除此而外，还有诸多人口史论著也都体现出学者们长期以来探索跨学科研究模式的不断努力。医疗社会史的发展，离不开医学界与史学界的相互合作。2003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医学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医疗社会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跨学科对话。医学界的张大庆、赖文、李永宸等先生也撰写了多部医疗社会史著作[39]。医学的积极参与，对医疗社会史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06年8月11—14日，南开大学召开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史学界和医学界学者，诸位学者发表了对未来医疗社会史发展方向具有指针性意义的演讲。[40]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兴起的Urban History（城市史），与以往History of 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存在很多不同。History of city，是以城市为空间背景而作的所有历史研究的总称；Urban History，则以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就Urban History研究而言，城市不仅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构造本身，也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主体；学者们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新兴城市史的研究视角、研究范畴体现出更浓的社会史色彩，其研究框架已远远超越传统史学范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借鉴、汲取诸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的变迁。心态史研究对心理学的借鉴，自心态史兴起之初，就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如何在史学范畴下进行心态史研究，如何合理吸纳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将心理学的解释内容“应用到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间中去”，“人”成为沟通两个学科的桥梁。彭卫曾说历史学家“终身穿越‘人’这个庞大无垠莽莽林海”，而“心理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之谜，也是把人作为分析的中心环节”。……“心理学与历史学所共同瞩目的主题都是人的活动，这一切为两个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前提”。……“学科的本质（目的、意义）和学科之间的契合程度，构成了历史心理学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本理论条件”[41]。对“人”的共同关心，使得放眼过去的历史学与关注今天的心理学出现了对话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吸纳新理论、新方式，并不代表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摒弃。传统方法与新理念并不冲突，就某种程度而言，反倒有相当的切合之处。中央民族大学姚念慈先生撰写的长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清史论丛》2008年号），完全运用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通过对康熙及魏象枢等汉族大臣言语行为细致入微的考察，剖析了康熙帝对待汉民族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正如作者所言：“本文拟用最习见的史料，通过一个具体事件的考辨，证明三藩之乱亦为玄烨带来极为消极的思想。玄烨心理上所形成的巨大阴影，终其一生都不曾消除”[42]。该文堪称实证史学中探讨心态问题的典范之作。综上所述，由于借鉴多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随着跨学科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学术背景的团队协作，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更加开放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对话，合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今后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近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仅以学科发展脉络为叙述主线，无法对每一个领域加以一一评述。很多重要的学者及著作，都未能涉及，实在是内容宏大，难以尽述，也由此可见社会史发展的迅速程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多学者为社会史学科建设，付出了艰辛地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为数众多的杰出社会史学家，以及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固然体现了社会史的成就，但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此。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传统史学的思维模式，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许这才是社会史发展三十年来最具有意义的贡献。传统史学的阅读者是帝王将相，它的职责是让统治者“以史为鉴”。由此，关注焦点很自然地落到了改朝换代、宫廷阴谋和统一征服等等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上。对人物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基于与重大事件的关联，其中心仍然是“事”。在这样的准则下，与“宏大叙事”无关的底层民众，便远离了“史”的修撰。而社会史却打破了这一观念，强调了“人”的独立存在，赵世瑜先生曾指出，“人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人的活动，便只剩下了自然史，社会史研究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43]定宜庄先生也曾发问：“历史学家说，历史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但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就全部都是历史吗？宇宙间有潮涨潮落，有斗转星移，它们如果不与人类发生关系，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到底，这里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那就是‘人’，过去的事，指的是人类的事，是人类在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历史，就是自有人类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可惜的是，人们读史，往往就把这最关键的一词忽视甚至忘记了。”[44] 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向着更为纵深、宽阔的方向发展，“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轴，社会史学者也越来越自觉地关注“人”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一切。最后，我想借用定宜庄先生的一句话来为文章结尾：“我们读史，从读事件、读政治、读制度转而到读人，读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人对所经历的天地万物的心态和感受，这使史学这门在人们眼中最枯燥无味的‘钻故纸堆’的学问变得越来越新鲜有趣、生机盎然，也与现实越来越紧密相关，史学与普通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史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我想正是在这里。”[45] -------------------------------------------------------------------------------- [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00页。 [2]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2页。 [3]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第3版。 [4]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玉波、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陆震等。 [5]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西北大学历史系李晓东、云南大学历史系武建国等。 [6]参见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2月）、《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文章。 [7]参见：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彭卫：《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摘自《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7页。 [9]埃利：《当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趋势》，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页。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7页。 [10]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页。 [11]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13]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8页。 [14]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15]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18]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767页。 [19]三位学者的报告来源于本人课题，均耗时10年上下，已有部分阶段性成果问世。郭先生：《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的“农转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刘小萌：《八旗子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第2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守墓十七代：我们守的是一种精神（佘幼芝夫妇口述）》（《口述历史》第一辑）、《这些历史没有写在书上》（《口述历史》第二辑）等论文。 [20] [台]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第239-253页。 [21] [台]梁其姿：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8. 1（1987），pp134—166。 [22]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3]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4]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9页。 [25]张广智：《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26]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0页。 [27]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28]常宗虎：《也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29]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0] [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1页。 [31]程美宝、蔡志祥的《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2期，2001年1月15日出版。 [32]胡英泽、郝平：《跨区域研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124页。 [3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9—125页。 [34]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8页 [35]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6]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第368——36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7]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还可参见定宜庄：《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广西民族学院院报》2003年第5期，3页。 [38]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0]如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梁其姿教授（“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饭岛涉教授（“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作为历史进程指标的传染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教授（“疾病与自杀：187件清代北京自杀样本的分析”）、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教授（“中药的药害与社会因素的关联”）及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等等。这次会议的多篇论文收录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1]彭卫：《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62—63页。 [42]姚念慈：《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清史论丛》2008年号，1页。 [43]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44]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 [45]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2012-07-19

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新华社上海１月４日电（记者张建松）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01月05日第04 版）

2012-01-06

江南省建省当然是在清初

顷读10月16日“笔会”陈伟功先生短文《古江南省建省时间》，颇感惊诧莫名，一为陈文“纠误”方面之随意性；二为其文“融通”方面之刻板性。陈文云：李国涛先生撰《何处是江南》（刊4月16日“笔会”）一文，例举顾鸣塘先生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一书，说“在清以前，有个‘江南省’，大体包括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合称江南省。到清康熙六年，才分开”。而后又引《辞海》云，在清以前，是没有江南省的，因此要“纠误”。首先要说明的是，古江南省建省时间当然是在清初，这是学术常识问题，拙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一版）也正是这样说的。“导言”第4页：“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改明南直隶置江南省，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第6页：“康熙六年，即1667年，始分设江苏、安徽两省。”因而，陈文以“例举”的形式来批评，又未说明引号中所引之文究为何人之言；最主要的是，既要“纠误”，又未稍化工夫核对原著，就显得过于随意了。其次，本人觉得李国涛《何处是江南》真是篇美文，温雅畅达，道尽了一位生于徐淮平原、长于三晋大地的老先生（这是从侧面对李国涛先生的了解，我与他素无瓜葛）对江南的恋念与喜爱。由于文章体裁的关系，行文中可能会有从学术角度讲不够谨严，会产生歧义的地方，比如“在清以前”四个字。一般来说，此四字指的是“明代和明以前”，但散文有时如同聊天，我们偶尔说起“八十年代以前”如何如何，可能就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几年在内。说者娓娓道来，听者意会可矣，实无特意“提请更正”的必要。“江南”是个热门话题，前不久的暑热季节，在浙江师范大学就召开了“首届江南文化论坛”。“江南”区域的历史变迁与概念又有学者重提一番。这种讨论，自然只能刊于“论文集”而非报纸“副刊”所能容纳了。（资料来源：文汇报 2011年11月13日）

2011-12-20

古江南省建省时间

李国涛先生撰《何处是江南》（刊4月16日“笔会”）一文，例举顾鸣塘先生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一书，说“在清以前，有个‘江南省’，大体包括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合称江南省。到清康熙六年，才分开”。查《辞海》、《辞源》等书“江南”条目，在清以前，根本没有江南省，也没有江苏省和安徽省。清顺治二年（1645年），才改明南直隶置江南省，所辖范围在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清康熙六年（1667年），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发现此误后历经数月，仍未见有纠正之文，笔者遂不揣冒味提请更正。（资料来源：文汇报2011-10-16 ）

2011-12-20

阚维任：学术批评不能再搞口诛笔伐那一套

学术批评不能再搞口诛笔伐那一套阚维任 --------------------------------------------------------------------------------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于动辄无限上纲、大帽子满天飞、口诛笔伐都不陌生,但毕竟是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了王曾瑜先生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久违了的文革大批判用语——“盗窃……的名义”、“招摇撞骗”“抬轿子”、“吹喇叭”、“趋炎附势”等又闪烁在眼前,虽然时值初秋却已经不寒而栗...... 笔者绝无为难王先生之意,总希望王先生以及学术界同人能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风波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学术批评应该实事求是,言之有据,不能再搞无限上纲那一套. 对于宋史的研究大家王先生来说，笔者是槛外人,自然不敢班门弄斧,也只能在宋史之外说一两句.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对自己的观点展开论证时,要力求准确,尤其是时间、地点、经过这个三要素必须禁得起推敲.而王先生在叙述某主编同张政烺先生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时”,竟用了''多少年前'',究竟是''多少年前''却语焉不详,既然去参加答辩,就要有具体学校,究竟是那所学校又是避而不谈。更何况张先生已经作古，且无旁证，实在是禁不起推敲。王先生的另一独家材料则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既然没有录音，王先生还不厌其烦地谈了“谈话整理”的四点内容，诸如“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中国史学会的仇闻”、“中国图书奖的仇闻”以及“共产党的三大作风”，让人不解的是王先生在大谈自己的四点谈话时却要把林甘泉先生拉来做陪绑，的确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资料来源：由文由作者提供，本网首发）

2007-10-10

秋风：也说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

也说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秋风 -------------------------------------------------------------------------------- “了解你自己”，这大概是存在于演化之川和历史之网当中的我们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总体上看，从人猿相揖别的时候算起，人类社会及其精神在“了解你自己”的过程当中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个人，由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了解你自己”这件事不得不重头做起。怎样“了解你自己”呢？最近，围绕《中国通史》（彩图版）的论证和交锋便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双方具体的论辩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如何“了解你自己”方面高下迥异的表现。在《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上，刊登了一篇王曾瑜先生的访谈记，主题是关于“精神抉择”的。王曾瑜先生以自己从事宋代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学创作的学术经历为例，具体而微地阐发了自己面对“精神抉择”之际的平和之意、求真之情与浩然之气。这些话，说得真是太好了，太切中目前浮躁的人心和学林了——脑海中浮现的王先生俨然一位淳厚的长者和学人。看看他写的历史文学作品——《靖康奇耻》和《大江风云》——也能充分证实这一点。文如其人、文学即人，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这都不会是假的了。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复杂，在同一期《历史学家茶座》上，王曾瑜先生还同时发表了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檄文”。在这篇文章里，前一个“平和”、“求真”和“浩然”的王曾瑜先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出离了愤怒”的王曾瑜先生，着实让人有些愕然！放眼望去，通篇从“空头主编”到“学术垃圾”、从“南郭先生”到“盛世修史”，所论问题之广，所发感慨之不着边际，早已超出王曾瑜先生的宋史研究和小说创作。以“同情”之心揣度的结果，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是一腔落拓之意、郁闷之情和浮躁之气。依“知人论世”的原则揣度的结果，无疑此事终于成全了王先生所追求的“名人效应”和“公众效应”，博得了一些人出于同样或类似心理的喝彩。于是想到，我还看不看王先生写的历史小说？也许，我不应该“因人废言”，毕竟人无完人。但，由此我终于实际体会到了“了解你自己”的困难。与此同时，王曾瑜先生的“对立面”——姑且这么称呼吧——却没有他这么处心积虑。从哪里可以看出王先生是“有备而来”的呢？正是王先生的访谈记和王先生的“檄文”，访谈记的目的在于“立”，“檄文”的目的在于“破”，既“破”又“立”，可见王先生是深谙论辩和舆论之道的。这两篇文字，不仅同时发表在《历史学家茶座》之上，还同时发表在《新京报》上，从“雅”、“俗”两个层面和两个渠道一齐杀向他早已看好了的“对立面”。如此用心，不禁让人想起那早已逝去的“鸣放”岁月。——看完了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似乎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观照王曾瑜先生的所作所为，于是略作揭示如上。根据事发以来的种种情况，王先生的“对立面”是很懂得“了解你自己”的。因为，他们所坚持和所追求的始终是一个能够平心静气展开学术争鸣的环境和平台。他们没有满纸的牢骚，更没有满纸的骂人，有的只是老老实实承认不足，战战兢兢做得更好。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如何能够传承下去，普及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普及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多种，《中国通史》（彩图版）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或有小失，却无大舛，即使有所谓的“大舛”，那也是业经炒做而变了种的小失。所以，冀望于王先生曾瑜的，只有极其微薄的一点要求，就是请他继续发扬蹈砺他的历史文学创作的普及工作，坚持“精神抉择”之际的平和之意、求真之情与浩然之气，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添砖加瓦。如是，吾乐成之。中华文史网编辑

2007-09-08

马亦之： 20－20＝0 ——“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

20－20＝0 ——“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马亦之好心人朋友 -------------------------------------------------------------------------------- 一位“好心的朋友”来访闲聊。打开电脑，对着《国学网》站上的帖子，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最近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述录如下：好心人朋友：《新京报》发了几大版报导这件事，题目比较吓人，处理的方式也比较特殊。你怎么看？马亦之：说白了，这不是学术批评，也不是学术批判，更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以“学术批评”名义反“学术腐败”，最后以无聊收场。所以我给这篇谈话起了个题目，就叫20－20＝0。就是说二十个质疑一个都不能落实。你说不叫无聊叫什么？你看，争论仅在很小范围进行。媒体很少刊登有关文章。网上的帖子和文章多一些。学术界更没什么动静。有哪个严肃的媒体和学术刊物登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说是他“偶然”看到了《中国通史彩图版》随手翻了翻宋代部份，感到“太不像话。”于是写了文章，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有什么来历吗？马亦之：在网上看到署名陆豫的一篇文章:“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说此事始于6月份，《历史学家茶座》最早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随后转载此文。七月，《新京报》记者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好心的朋友：有人说王曾瑜先生的批评文章态度这么强硬，而且明显是以“反腐败”名义来的。是不是还有什么背景？马亦之：那到说不上什么“背景”。从网上争论的文章看，王曾瑜先生遭到有力的反驳。而几乎没有对反批评者象样的答辩。由此可见，王曾瑜先生说的仅仅代表了他个人，是个偶然的事情。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佐证。我坚信王曾瑜先生当时确实在“随手翻书”。因为他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没看前言部分和其他部分，以为那是本“大部头通史”。第二，他没注意到全书的体例，以及在传说部分已经有标记和说明。所以认定编者是把“传说”当成了历史，这是他的疏忽。好心的朋友：是的，如果是有计划的所谓“学术批评”，不至于这么轻率，这么被动，反让人抓住辫子。马亦之：但是，陆豫先生的文章还提出了个问题值得玩味。他说：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和“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偶然碰在一起发起‘反腐败’。而且这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拒绝刊载反批评者的文章。因为《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和《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以及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都是同一个人。” 好心的朋友：这不一定属实。即使属实，也不足为怪。如果批评或批判得有道理。任何媒体和个人都可以口诛笔伐，不在人多人少。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登不登不同意见的文章也都无可非议。马亦之: 媒体只能有一个立场。特别是面对大众的媒体。它的立场应该是实事求是，舆论自由、透明、公允。学术刊物可以有学术角度和立场，登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你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学术批评网”是个很有名的网络媒体，还是什么批评的“旗帜”。可你要不就别吭声儿，如果有很多不同意见，你只刊登批评者的文章，就会被指责为有“猫儿腻”。好心的朋友：好在现在的网络很发达。谁登不登都无所谓。到处有链接、检索，谁都可以看得到不同意见。不是还有很多媒体和网站刊登各种文章了吗？马亦之：我看不惯这种风气。明明不是学术批评，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抡棒子。结果反而惹一身臊。好心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批评，什么动机，要是批评得有道理，能服人，就能站得住。你怎么说都有理，关键还是道理。马亦之：可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差得实在太远。我整理了双方质疑和答辩，用算术做一下减法，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好心的朋友：把原文调出来给你。第一，王曾瑜先生说《通史》把曹彬称为“儒将”“最为荒唐可笑”，”他认为“《宋史》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马亦之：这个“儒将”，是让王曾瑜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他愤怒指责这个说法为“信口雌黄”，“闻所未闻的新发明”。这也关系到王曾瑜先生所说“硬伤”是否如实。无端先生举出宋代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库本』引《建隆遗事》确凿的记载：赵匡胤曾对曹彬说：“汝实儒将”。无端先生很厉害，他把王曾瑜反辩的路都堵死了。他说“即使文中叙述的情节与事实有出入。但李心传并没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并没有怀疑宋太祖对曹彬‘汝实儒将’的评价。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儒将’，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人称曹彬为‘儒将’又有何不可呢？” 好心的朋友：无端的两篇文章都很有力量。文字平和，也没情绪化的语言。只用史料说话，反驳很有力。马亦之：只要他看的《旧闻证误》不是光盘刻录盗版伪本，这个结论到哪儿也翻不了案。好心的朋友：你说话太损。第二，王曾瑜先生批评《通史彩图版》“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一说，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他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马亦之：吴大兵，无端等人反驳说：《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下了定义：“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和《通史》的叙述一致。而王曾瑜先生恰恰还是《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首席专家。王曾瑜先生后来申辩《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错了，说自己没审过那一稿。无端先生等人指责王曾瑜先生“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属于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我注意到，这也是双方辩论唯一的回合。王曾瑜先生是宋史专家，以考证史料见长。在讨论中即使有时把握不准也很正常。可哪个专家能说把资料都看到了呢？马亦之：问题在于王曾瑜先生过于自信，过于武断，把话说得太绝，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最后被人奚落为“空头编委”，“偷换概念”。好心人朋友：第三，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马亦之：怎么能说全不见于史籍呢？《宋史·何铸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 研究“岳母刺字”的讨论也早有了。我还特别查了一下，《通史彩图版》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据说有一天，，，，，，岳飞刺字和岳飞抗金兵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很清楚，人家本来就没当“信史”来说。又注明了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已经算够谨慎的了，怎么能说这是“以讹传讹”呢？好心人朋友：第四，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这没说错吧？马亦之：王曾瑜先生的翻书的马虎正在于此。人家书中明明大字标记着“梁红玉的传说”，他又没看见。再说，即使较真儿，你说梁氏“史书无名”。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就能算是定论吗？我问一句？谁考出《宋史》里说的“梁氏”真名是什么了？邓先生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正确，历史上经“考证”定论，后又被推翻的例子太多了。汤用彤先生以前讲过一段话：“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 对于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一般只可存疑，不要轻易确定。更不可随意说前人就是错了。你就是对的。好心人朋友：类似的人名问题还有几个。第五，网上有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名字的质疑。湘君先生说曾经有人考出，王昭君的名字不对，“嫱”与“昭君”不是王昭君的名和字，《通史》错了。马亦之：王昭君，王嫱，《汉书·南匈奴传》有确凿记载：“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汉书·元帝纪》又载：“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推测王嫱名字错了。可那是本野史笔记，不是正史，且又是孤证，不足为据。你要否定她的名字，可以。第一，你起码要先把“嫱”字考证清楚。有些人的考据实在不敢恭维。说《汉书·元帝纪》书有王樯，“樯”做“桅杆”解，通“嫱”字。王嫱可能是从四川漂橹坐船来的。可《汉书·匈奴传》曾记载为王牆，“牆”是“砖，垒壁”的意思。“牆”也通“嫱”，那是不是该说王昭君是“翻墙”来的呢？牵强附会，如此考据，让人啼笑皆非。其次，你要推翻王昭君，就该把她的真名考出来才算可靠。不能提出确凿姓名，弄出个以无名取代有名，说不通。人家几部“正史”都叫她“王嫱”，“王昭君”没人说她叫“王氏”。王昭君名字在历史上或许会有记载错误，但在更多的地下文物发掘和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就不能说有错。好心的朋友：作为学术研究，把疑问提出来，就是贡献。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习惯说法。第六，王曾瑜先生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马亦之：王先生大部分批评都是这个类型的。该书采用部分传说，书中已经做了标记。你可以批评编者不该在书中引用传说，但不能自己没看清，就说别人把传说当成历史。 “刮骨疗毒”见于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三国志》，《后汉书》都有华佗传。说他的医术高明，“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 好心的朋友：关羽，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三国志》又有“麻醉”和“刮骨”的相关记载。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刮骨疗毒”未必是杜撰。马亦之：华佗有这个时间和资格，或许还是真事。退一步说，你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呢？这件事传了好几百年，就“误人子弟”了？好心人朋友：第七，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 马亦之： “金兀术” 是指金国完颜宗弼，即金国兀术，非谓其姓金，后成习惯称谓，史称“金乌珠”，“金兀术”。王曾瑜先生错以为这个称呼始于《说岳全传》。其实宋人，元人，明人，清人典籍中早已有此称呼，并非仅小说家言，南宋徐大绰《烬余录》，元代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明代《智囊全集》，清代《清史稿.列传》的记载，还有清初李玉的文学作品《精忠谱》，都早于乾隆时期成书的《说岳全传》。既然金兀术不是小说家的发明，已经被人家说了几百年了，《通史》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好心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如唐三藏，只是说唐朝之三藏，非谓其姓唐。“金兀术”，“唐三藏”之名俚俗皆知，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更不会由此误导大众。马亦之：历史上的传说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是凭空杜撰，有的是真实史料经过历代口传存续下来的。对于那些有史料依据的传说，其更多的来历可能还只是个未解之谜，有待于发掘和考证。好心的朋友：不过王曾瑜先生以学者的职业身份强调以“正史”为根本，否定“刮骨疗毒”至少是不错的。马亦之：说句不好听的话，“正史”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拿这个华佗来说。陈寅恪就曾经说“是当时印度神话在中国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无论如何神异，华佗是个神话。这是个靠不住的故事。”作为学术一家之言，他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可是他能推翻华佗这个人吗？还是不够的。因为明明《三国志》有记载。好心人朋友：同样，靠一个考证，一篇文章就否定悠久的、具有一定史料依据的历史传说，就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说或定论斥之为“以讹传讹”，显然不妥当。马亦之：历史记载中的有些人物和事件经过历代沿革，广泛传播，已经形成特定和凝固的称谓，即所谓约定俗成，一般不能轻易更改。象王昭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已经被赋予一定审美艺术内涵，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意义。就算是有人考出了真名，恐怕也很难改变它。还有梁红玉，金兀术等等。你说完颜宗弼，谁知道？谁承认？你说金兀术，谁都知道，不管你考出来什么名字，约定俗成了的，经历数百年历史传统的称谓不可能会改变。好心人朋友：按照你说的，哪怕是很专业的学者，即使在你研究的领域，也最好不要轻易说“后人杜撰”四字。“金兀术”在很多典籍可以查到，王曾瑜先生却只知道《说岳》，被你抓了小辫子。所以尽管《说岳全传》《杨家将》都是小说，但未必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它最早源于元代、明代各种话本，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当时的典籍和宋元时期的口碑资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它的材料和背景很接近南宋，距今也有八九百年了。下面还有几个问题。第八，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 马亦之：我看书中明显标着黄色框，题目为“杨家将的故事”，就别说它了吧。好心人朋友：第九，大闹朱仙镇，该书明明白白标了“这是《说岳全传》中的一则故事，”这也不必说了。第十，王曾瑜先生说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马亦之：这个质疑没举证，等于没说。好心的朋友：我发现王曾瑜先生的质疑都是有关“传说”的，该怎么看待《通史》用了传说呢？马亦之：所谓“正史”和“传说”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正史”比较可靠，“传说”还不是确凿的史实。王曾瑜先生喜欢说“见不见于宋史”，他对“传说”嗤之以鼻，大致反映着有些学者对历史传说的轻视。现在有很多人开始重视传说，口碑，口述史的研究和发掘。其实正史和传说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历史上最早的“正史”是从口碑传说来的。《五帝本记》一个都没谱儿。后人就当成“信史”了。夏商周没有那么多文字记载，现有的记载还不是从传说来的？可经过古史研究者的梳理，以及龙山文化等考古发掘资料。没谱的就变成了有谱。即使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所谓的“正史”中，也还有很多传说夹杂其中。《史记》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不是司马迁听来的，就是他编的。一部二十四史浩浩荡荡，里面有天文、舆服、百官、五行、祭礼、礼仪、逸民、烈女、方术、文苑、独行、儒林、酷吏等志、传分类。你说哪个门类里会没有传说的成分？好心人朋友：历史上一些传说中的人物不一定都是虚构的。有的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如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考辩史实。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孟姜”一名为美女通名，人们一直把她当作传说。直到顾颉刚做了考证孟姜女的文章。通过对“传说”的研究，恢复了很多历史面貌，贡献很大。马亦之：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著名领军人物，可他从不以轻慢的态度看待“传说”。他认为“中国的传说从来不曾经过整理，满地都是很有趣味的材料。颇想打出这一条路，使民间的传说能够得到它们的相当的地位”。还说“从前人治学，只懂得看史实，我们现在治学，要在看史实之外更懂得看传说。”象梁红玉这样的传说，正史上有出处，也没人拿得出她的真名来，当然不能算子虚乌有。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的质疑还有一类，即指责该书没采用一些新的考证成果。第十，邓广铭先生、张正烺先生、王曾瑜先生都说岳飞“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属后人伪托。”《通史》不该应用这些内容。马亦之：岳飞的这两幅字至少也流传了九百年，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满江红”，都曾被人指为“伪托之作”。我也认为完全有可能是后人伪托。这个问题在争论中没人涉及。学术界的考伪辨析不新鲜。二、三十年代有个“疑古派”。他们以怀疑和批评的眼光把古代经典翻了个遍，涉及的范围就大了。在他们看来，先秦诸子没一部书是可靠的。《孟子》是假的，“孔子曰”基本是假的，《墨子》《荀子》夹杂伪造，《庄子》十之八九是假的。号称“其书五车”的慧施，也只有一百多字是真的。胡适说：“恐怕现存的古代史料，还没有十分之一二呢。” 好心的朋友：“疑古之风”自宋代开始，后来的“疑古派” 对古代传世书籍全面进行清理，在整理古籍、辩明真伪等多方面有很大贡献，破除了对古代文献不可怀疑的迷信。疑古派学者敢于向传统典籍发起质疑，他们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成果值得尊敬。马亦之：“疑古派”和当代学者的“疑古”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当代有些学者是“颠覆派”。好心的朋友：“颠覆派”是指什么？是说王曾瑜先生吗？马亦之：没错，王曾瑜先生比较典型。应该说，我对大部分学者所作的疑古考辩是尊敬的。但对有些“颠覆派”的考辩很不以为然。 “颠覆派”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考辩针对大多为枝节细末，和“疑古派”大规模清理古代典籍不能相比；第二，他们专捡著名的、敏感的、影响力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做考辩文章，力求引起轰动；第三，他们常常以推理代替考证，推理的功夫比考证的功夫多；第四，胆子比“疑古派”还大，他们做了某种论证，就推论原有的说法为错误，要求别人全盘接受。好心人朋友：是啊，现在好像什么都可以颠覆了。有人给秦桧平反了，岳飞的“民族英雄”不能说了。还有很多宋史学者强烈要求把杭州岳飞庙的坐像拆了重修。照着宋代“中兴四名将”那幅很难看的岳飞像做。结果老百姓不干，给否了。马亦之：说个例子，王曾瑜先生十分肯定地说那幅“还我河山”属“伪托”之作。过去徐森玉先生很早就提出过。他根据宋拓凤墅帖残帙岳飞笔迹为苏东坡体，认为现存“还我河山”墨迹不可靠。后来张政烺先生提出两个证据：第一，“还我河山”四字始见于清末明初，最早的拓本是1919年的，所以不可靠；第二，他说“我曾见过古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与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 好心人朋友：我毫不怀疑两位学者的学问和经验，但听起来这事儿有点奇怪。第一，为什么1919年出来就不可靠？那1976年才发现秦代汉简，总不能说此前就没有这个汉简吧？第二，说没见过，只是个推理，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张先生用自己的眼光和经验做推理。没有举实证。马亦之：有实据。张先生说：“还我河山”“从书法观查乃摹仿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其签名及名下‘岳飞私印’皆与《出师表》相似，作伪者乃参考《出师表》进行伪造，盖无可疑。” 好心人朋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先不说“相似”的观点能不能成立，如果《出师表》是假的，那“还我河山”就是假的。如果《出师表》是真的，那《还我河山》就是真的。马亦之：可以这么理解。后来王曾瑜先生提出五个论据，进一步论证《出师表》伪托说：一、《出师表》书写于绍兴八年八月，“从时间上看，八月十五前，岳飞显然并无自鄂州北上邓州南阳县之可能”。（注一）。二、王先生说岳飞青少年时“未结翰墨缘”（注二），意思是说岳飞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书法。三、岳飞书《出师表》石刻出“在明代后期”，此前书中无记载。四、说岳飞书出师表与邓广铭《岳飞传》中岳飞两书简“笔迹”之不同，包括“飞”字署名之不同。五、说岳飞的儿子岳珂编的《金陀粹编》没有收集《出师表》。好心人朋友：这几个证据能让人信服吗？马亦之：基本上还是推理。所以有人提出反驳：一、八月中旬，岳飞完全有可能到过南阳。岳飞一直迟迟不肯“赴行在奏事”。完全有可能在奏明十二日起程之后，延误行期。“因巡检军务，他路过南阳，雨大阻行，便借宿武侯祠。” 二、岳飞“无翰墨缘”，那是小看了岳飞。文天祥在岳飞手书《吊古战场》文的拜跋中写道：“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即后世亦谁能及之。”这该怎么讲？三、岳飞书《出师表》石刻于明末，但不能因石刻晚、书无录而断定岳飞书《出师表》系“伪品”。好心人朋友：不错，以前孙武的事迹未见于《左传》，人们就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直到出土简牍本《孙子兵法》，这个公案才得以澄清。类似的例子还很多。马亦之：四、说岳飞只会写“苏体”也太草率了。有书法功底的人可能擅写多种字体。草也不只是一种草法。署名，也不是一种写法。何况军中“书简”还有可能为幕僚代笔。五、说岳珂所编《金陀粹编》已经搜集了岳飞所有遗文，如再有岳飞的遗文面世，就是“伪品”，也是一个推理，而且不符合事实。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送陈协》等诗词，岳珂当时就都没见到过，所以都没被《金陀粹编》收录。好心人朋友：这么一说，好像这些证据都不够充分。说《出师表》伪托，好像也没有可以一锤定音的铁证。不过这些持“伪托说“的学者在考证方面确实提出很多疑点，论证推理也有一定依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马亦之：他们的考证完全可能是对的。问题在于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所以“伪托说”只能作为一种学术意见，不能完全排除出自岳飞手书的可能性。邓、张二位老先生到没有要求你们今后都按照我的考证写书。可王曾瑜先生不是，一口说人家“以讹传讹”。这就过分了。好心人朋友：这件事今后可能会在文物考古和新史料发掘方面取得进展，还可以到公安部笔迹鉴定部门试试，那样的证据或许更有说服力。马亦之: 问题还不在于此。你注意到没有，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集中在一些著名的人物事件和传说上。在他们看来，杨家将故事、刮骨疗毒传说、岳飞的题字，还有王昭君，不是“荒诞不经”，就是“伪托”，写到《通史》，就是“学术垃圾”。他们拉着一副学者面孔，以不屑一顾的样子说东道西。专门喜欢对那些美好的、具有影响力、流传广泛的历史传说（有的完全是史实）下考证推翻的功夫。好像这才能显示学者的存在。怪不得现在的文学，戏剧工作者都躲着这种历史学家，离他们远远的，而且也对他们不屑一顾。好心人朋友：岳飞、梁红玉、刮骨疗毒、王昭君、还我河山等历史故事和传说经过几百年的延续留存，已经融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一部分，象征着对外抵御入侵的民族精神，代表了勇敢、正义、善良、美好等民族文化内涵，不再单纯是简单的一个历史元素和符号。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这些历史典故、传说和戏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了多少中国人投入抗战。马亦之：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手下留情，对这部分文化遗产多一点敬重和爱护，少一点非议和否定。你看被王曾瑜视为“垃圾”的都是什么？这些“垃圾”有害？会毒害青少年？我们小时候难道不是读着这些故事和传说过来的吗？我们误入歧途了？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考据时说过一句话：“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我想送给王曾瑜先生比较合适。好心人朋友：还有一些问题。第十一，王曾瑜指责《通史》“采用京剧须生岳飞画像”和‘中兴四名将’图自相矛盾”。马亦之：那不是京剧须生，是杭州岳王庙里的岳飞泥塑绘像。《通史》中这么处理，没什么可指责的。好心的朋友：第十二，王曾瑜先生用了一些篇幅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有人答辩说：“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马亦之：继王曾瑜先生之后，还有两篇批评《通史彩图版》的文章值得一提。金生叹先生和湘君先生著文批评《通史》。这两篇文章比王曾瑜先生还要胆大，邪虎，我看纯属“趁火打劫”。好心人朋友：第十三，金生叹先生批评《通史》“无纲无目，无章无节”。马亦之：金生叹先生推崇的《通史》就是几十年以来让人讨厌透了的通史教科书模式。“通史”是相对“专门史”而言的说法。谁规定过“通史”要有一定格式？历代史家采用纪传、编年、本末、章回等不同体例，向无成法，不拘于一格。《通史彩图版》以编年为纲、以历朝为章、著文述史、以图证史，这不是体例体裁吗？彩图版本身也是一种体裁。古代不可能做到，但有了绘画资料和历史照片，现在就做得到。彩图版《通史》之后，国内出现了吴泽、冯国超、超凡、李杰、钟雷等人主编的“通史”普及读物。至少有七种，无一例外都采用彩图版，都叫《中国通史》。最大的一部《话说中国》洋洋千万言，也是彩图版。你说这是偶然吗？这几部书的发行量到了百万册以上，以前的旧《通史》做得吗？我看彩图版已经成为了一种体例。好心人朋友：第十四，金生叹先生指责《通史》插图甚多，均未注明来源。有版权嫌疑。马亦之：《通史》是部通俗历史读物，不是学术著作。3000余幅图片，都要注明来历毫无必要。至于版权，那是另外的问题。人家版权单位没着急，你急什么？再说这个版权是谁的？是故宫的版权？故宫是什么单位？它有版权吗？它的版权是哪儿来的？它好意思和别人要版权吗？好心的朋友：第十五，金生叹批评《通史》没有采用《舆地图》、《南都繁会图卷》等图。马亦之：我看过，《通史》在历朝首页，已配有统一绘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图，编者有不同的取舍，更有名气的清代“皇舆全览图”也没收录。该书有统一格式采纳标准，没有赘附其他地图，算不上错误。好心人朋友：第十六，明代宦官专权始于英宗还是万历以后；第十七，明人“服饰剧变”发生在万历还是弘治年间。马亦之：本来是常识问题。可金生叹先生或许有新的研究心得。他也要把自己的新观点强加给别人。非说别人错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见于《明史》记载的万历朝宦官只有郑和等二人，后来都派到了海外，哪儿来的宦官专政？他用一条史料来论证服饰变化的时期，你说能站得住脚吗？好心人朋友：第十八，《通史》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规模空前的一项盛举，”金生叹先生指斥编者对乾隆“禁书毁书”“视而不见”。马亦之：首先，据我所知，乾隆时期的禁书毁书没到鲁迅夸张那么严重的地步。禁毁的三千余种里存世有一千八百种。《四库全书》底本及部分禁书一直保存在故宫武英殿翰林院，后被毁于大火。其次，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能历数其利弊。史家见仁见智，未必一定要说得面面俱到。好心人朋友: 第十九，湘君说“西晋非始于公元二六五，”他说按照阴阳历换算，该是公元二六六年。这算硬伤吗？马亦之：历史年表有统一编制的规范和要求。中国历史年表有几十种至多，你去查查，看有哪家的年表是这么编的？好心人朋友：第二十，湘君先生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无出典？” 马亦之：没出典？没出典怎么会被念叨了几百年？这些问题不值得讨论。好心人朋友：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等人提出的二十个质疑全被你否认。20－20＝0，你太过分了吧？马亦之：不是我和王曾瑜先生过不去，是王曾瑜先生非要和自己过不去。你批评得让人没话说，这叫“硬伤”。也好让大家服气。可你批评得太离谱，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好心人朋友：金生叹先生列举的错误分三类。一类自己没有把握好史料，批评错了；第二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为学术标准，强指别人不采纳，斥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第三类是把别人明确标注引用的“传说” 写进了“通史”。马亦之：我只说一句话，《史记》把“三皇五帝”那么玄乎的“传说”当“信史”写就可以，《通史》把“传说 ”当成 “传说”来写都不行？哪能这么霸道呢？好心人朋友：王曾瑜先生等人提出的“硬伤”居然一个都不能板上钉钉，确实很让人吃惊。马亦之：说句实话，不用仔细看，《通史彩图版》不可能有严重“硬伤”。因为这是本历史普及读物，它不是学术著作，采用的都是学术界定型的结论。所有史实都有来历，怎么会错呢？好心人朋友：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还会争论下去嘛？马亦之：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再争论，就回到学术问题了。不能给《通史》扣上“垃圾”的帽子，王曾瑜先生没那个兴趣，争论什么也都没意义。他要是和某人过不去，或许会再点把火。关于这场争论的教训和意义，很难几句话说清楚。下次再聊吧。好心人朋友：很多人写文章批评王曾瑜先生，说得也算够多了，你还要整理出来说一遍，是不是有点不依不饶啊？马亦之：呵呵，得理不饶人。看对谁了，对君子，这叫不够雅量，和王曾瑜先生不用那么客气，这叫畅所欲言。注一： ?出师表?“跋”文中，岳飞讲“绍兴八年八月望前”书写的，但岳飞给宋廷的奏请中讲：“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行在奏事。”王先生认定“当年八月十五日前，岳飞已奉命离开鄂州”，？出师表？“应为后人伪托无疑”。注二：邓广铭先生所著？岳飞传？中的评白：“岳飞青少年期内未结翰墨因缘，其军营所发书简必多由幕僚代笔，也许这书简中的三处签名是岳飞亲笔所写”。

2007-08-29

王曾瑜：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

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王曾瑜 -------------------------------------------------------------------------------- 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主编瘾和广告热》一文中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学问荒疏十年多，其学力自然有限。笔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为提醒外行，特别是媒体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当，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实不符的虚假广告而已。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到底谁是握笔者，找了多时，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测，是否列名文字编辑的八位即是握笔者。既然寻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顺手翻阅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个字，太不像话。记得笔者曾为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笔者至此才意识到，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时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现在借到手头的，是此书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新荣誉：“本书最新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在动手撰写文章时，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此书第１卷２３３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後汉书》卷８２，《三国志》卷２９《华佗传》均不载此事，而《三国志》卷３６《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第２卷第１０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给人一种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国志》卷３６《关羽传》和《张飞传》只是说关羽“美鬚髯”。至于关羽红脸、卧蚕眉、丹凤眼，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鬚之类，又属后世小说家流的艺术虚构。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至于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之类兵刃，也是后世小说家按元明时代的冷兵器杜撰者。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史称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画像石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最荒唐可笑的也许还是宋代部份。第３卷第２６页有一标题称“儒将曹彬”，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而查遍《宋史》卷２５８《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第３０页特别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其实，已故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证。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今一个战区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离奇故事。人类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百岁老将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装神弄鬼，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这还是杨业死后二十六年的事。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历史上本无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没有荒诞离奇天门阵。第３７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第９３页上有“梁红玉的传说”，书中还特意为所谓“梁红玉”画像。其中一位主编的老师，也是笔者的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你们倒不妨以邓先生的考证对照一下大作中的“传说”，又合了多少史实？第９４至９７页是的岳飞事迹，也多半是传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剧中的鬚生，自相矛盾。以上的一些简单举例，说明此书往往将传说误作历史，甚至连传说也无据，如曹彬是儒将之类，实为信口雌黄。传说与历史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现代史学的启蒙常识。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相遇，谈及此书。林甘泉先生当时已被人盛情邀请，为主持此书修改的主任之类，他自然关心此事，后又与笔者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如今大致可将笔者的谈话整理为以下几点：第一，《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说得文雅一点是未入流，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既是两位“名教授”主编，不能不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第二，此书动用了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的店铺？结果当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国史学会的丑闻。第三，中国图书奖的评委们是吃乾饭的吗？既然评上此书，自然又成堂堂中国图书奖的丑闻，三重出丑。第四，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方今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固然不少，但笔者思考再三，最坏莫过于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而趋炎附势风又势必占据首位。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为之吹喇叭，不惜动员和组织人力修补，为之抬轿子，聊以遮丑。人们不禁会问，此类咄咄怪事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此类偶然性的丑闻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盖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古代尽管是等级制社会，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强调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律己。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新社会，当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对人民即使能够做到上交谄，倒不是坏事，可惜在许多事物过份权势化的现实中，往往把马克思规范的新的伦理关系颠倒过来。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陈寅恪那样知识分子，十分看重“清高”两字。然而似乎是与时俱进，“清高”两字在现代史学界中简直就很难占据应有的地位，唯势利是视，唯实惠是捞，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风气所开，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不仅在传媒上出尽风头，将来也无疑会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铺陈浓墨重彩的一页。但笔者亦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主编提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何谓盛世，盛世应有哪些标准？治史积年，总不至于连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结果，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别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劝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关注随便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我听后确实十分感动，就在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文汇报》上写了篇《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善言规劝一位主编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请来一批台湾专家，共商大计，给他们每人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档消费。台湾同行的财富当然非大陆可比，但他们却发表看法，认为接待过份奢华，他们出外，住三星级饭店已经足够。当然，谁也不可能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国民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穷国，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当不易，甚至艰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应当如此阔绰地、大手大脚地挥霍民脂民膏。面对全社会大部分生活不宽裕的人们，你们难道就不亏心吗？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为世人树立的榜样？《北京晨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载，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用各种方式资助湘西贫困学生升高中。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爱的书包”。我倒要奉劝这位主编大人，去读一下这份报道，对照自己，不知当如何感想？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据若干参加此书修改讨论会的中年学者说，一位主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面对一批后辈，仍然是居高临下，面无愧色。也许在一种意义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钱者，犹如资本家雇了一批佣工，为我修改，就是天经地义。但学界毕竟还是学界。笔者曾自问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编此书，只怕还是在一年半载之间，就羞于见人了。据说，一位主编尽管个人的专著甚少，而由他主编的书竟然达一百数十部，这倒可能开创空头主编的世界吉尼斯记录。前面说到榜样，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主编又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什么榜样？是不劳而获的榜样（记得笔者在中学上政治课，其中的重要教导就是不劳而获可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是当空头主编，就有理由对质量不负责任的榜样？是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在世上招摇撞骗的榜样？此种榜样难道就应当在学界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最后还不妨提一件旧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笔者听到老师的评论，也不免发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学问之大，再高明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称知之甚少，并不足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知而强以为知，或不免沦为骗子。” 按照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位主编得知老师的批评，不知是否会有几分汗颜？针对我提出公开检讨的问题，有人说，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说说而已，生活中又见到几人能做诚恳的自我检讨。我说，此断言不必下得过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后记：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１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是非曲直，应有公论。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为“一位主编接过古代文人的所谓‘盛世修史’”。据本人查阅一些古籍电脑软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馀处，却无一处“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馀，而是一位主编之专利，此处改动不妥。

200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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